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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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本案為23歲未婚女性小玲之四親等家暴被害人追蹤處遇，案主診斷為未分化型思覺失調症，長期缺乏病識感且對醫療高度抗拒，曾有非自願住院經驗，母女同住與互動期間頻繁爆發精神暴力，包括言語辱罵（如罵神經病、賤貨）、破壞物品（如馬桶抽水馬達、雨傘）及控制交友等，案外祖母與案阿姨則是持包容但分歧之態度，形成複雜的非正式支持網絡。
暴力導因根植於長期的家庭相處張力、疾病症狀與照顧壓力之衝突，現階段處遇面臨極大挑戰：案主對母職及醫療體系充滿敵意與不信任，防衛心強；而衛生與社政網絡雖持續介入，但在案主拒絕就醫、保護令聲請反覆之情況下，專業團隊陷入「維護人身安全」與「尊重案主自主意願」的拉鋸中，亟需跨專業重塑漸進式之信任與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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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曲：在大園的微光與暗影之間
循著大園轄區的海岸風紋與工業聚落邊界，我們看見了一幅當代台灣家庭的微型浮世繪，當水泥磚牆隔不斷世代間的愛恨交織，20來歲的「小玲」獨自站在房屋內，面對的不僅是壞了的抽水馬達，更是內心深處那座因思覺失調症而乾涸、枯竭的情感水庫，進而交織成一首沉重的申論樂章。

這是一起牽涉四親等家暴事件的複雜網絡，我們必須將視角拉高，扣緊「人—事—時—地—物」與「個體—制度—大環境」的宏觀座標：

1.人：包含相對人案母「阿珍」（化名）、案主小玲（化名）、案外祖母、案阿姨，以及衛政、警政、社政、社會福利中心、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家庭教育中心、心理衛生中心與療養院等網絡協力夥伴。

2.事：母親對女兒的長期精神暴力、言語貶損、破壞物品與相互投射的防衛對立。

3.時：從113年至115年多次通報、非自願住院、短暫分離到再度衝突的漫長演變歷程。

4.地：大園轄區與外轄之間的地域移轉與居住流動。

5.物：同住屋簷下的馬達、衣物、雨傘與隱形的精神枷鎖。

6.結構層次：從個體的精神動力與疾病失能，到四親等方案定位的法理邊界，再到大環境下多元變遷家庭組成（如單親、代間照顧、經濟壓力等）所帶來的結構性失格。

二、深度解構：動力、危機與網絡交織
（一）個體動力與相對人身心狀況：案主小玲身處未分化型思覺失調症的迷霧中，其認知邏輯偏向單一歸因，將生活困頓全數歸咎於母親的控制，這並非單純的叛逆，而是其大腦解讀現實能力的實質受損，相對人案母阿珍則是在長期照顧壓力、經濟零工謀生及其對於女兒病情復發的恐懼中身心俱疲，以此觀之，母親口中惡毒的言詞，既是情緒失控的宣洩，也是一種防衛性的推開——她害怕這個生病的孩子，卻又被血緣死死綁在同一條船上。

（二）家庭動力與衝突事件：家庭內部呈現典型的「三角化」與「代間衝突」，案外祖母出於無力與母性本能，對案主採取代償式的縱容，卻在無形中削弱了專業醫療介入的正當性，相形之下，案母則是在管教與崩潰間擺盪，就此而言，衝突事件經常都是從生活細微處引爆（如馬達損壞、衣物丟棄），實則是雙方長期缺乏安全感、權力不對等和溝通破位後的總體爆發。

（三）脆弱因子與風險係數：本案的脆弱因子在於低端病識感、對醫療體系具備創傷記憶（過往非自願住院的恐懼），以及支持系統的脆弱與離間，尤其是當案主從大園案家搬至跨轄區獨居，看似物理距離拉開，但風險係數並未下降，相反地，孤立的環境讓案主的妄想和焦慮，更無人提供適時協助，隨時可能會因情緒失控演變成更嚴重的自傷或傷人危機。

（四）網絡夥伴的協作張力：社政（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福利中心）扮演接住被害人的安全網，衛政（心衛中心、療養院）肩負精神醫療勸導的重責，警政則在危機時刻維持秩序，然而，現實面臨的困境是「一主責、多協力」的橫向溝通斷裂，當案主對於公部門產生高度防衛，且保護令因其反覆而撤回時，各網絡容易陷入「各司其職卻各自陷落」的效能僵局。

三、三大社工理論之深度詮釋
為了不落入冰冷技術主義的窠臼，本案適宜導入以下三項社工理論進行深刻轉化：

首先，創傷知情觀點，不問「你怎麼了？」，而是問「你經歷過什麼？」，誠然，案主過去因非自願住院而遭受巨大的心理創傷，這解釋了她為何對醫療介入與母親的靠近抱持敵意，為此，社工必須以「安全、信任、選擇、協力、賦權」等五大原則，緩解其對於體制的二度創傷，而非一味追求將其護送就醫。

其次，充權理論，看重案主內在的潛能與掌控權，特別是在無權與被標籤化的環境中，誠然，案主從事八大行業並嘗試獨居，背後展現的是其渴望「脫離母體控制、追求自主」的強烈動能，對此，社工應以此為主體性支點，支持她在安全範圍內做決定，而非全盤否定其意志。

最後，生態系統理論，強調個體與微視系統（家庭）、中介系統（網絡）、外視系統（方案制度）及宏視系統（大環境變遷）的動態互動，以此觀之，本案衝突不只是母女問題，更是當代台灣家庭在面對精神疾病照顧負擔過重、社會福利資源與精神衛生法規銜接落差下的結構性縮影，必須透過跨系統聯防，修補微視與中介系統的破洞。

四、結語與問題討論
當我們凝視小玲的眼淚與嘶吼，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難搞的個案，而是一個在時代浪潮與家庭風暴中迷失方向的年輕靈魂，以此觀之，四親等家暴方案的定位，不應只是冰冷的法律程序或通報統計數字的加總，而應是一座擺渡的橋梁，在「尊重案主自主」與「維護健康安全」的鋼索上，穩穩地走過。

至於，關於病識感不足與信任重建之問題討論和可行建議，包括：

（一）推動「非強迫性對話」之預備期工作：由心衛社工與家暴社工組成訪視小組，初期刻意淡化醫療話題，從案主關注的日常自主、租屋生活或情感困擾切入，建立「無壓力、可隨時喊停」的安全互動空間，修復其對助人者的信任。

（二）導入同儕支持員機制：嘗試引入具備思覺失調康復經驗之同儕支持力量，以過來人的語境陪伴案主，降低其對精神醫療的恐懼與污名化想像。

（三）建立社區化之漸進式醫療陪伴：改變過去「一出狀況即強制住院」的粗暴模式，轉由心衛中心的護理師與社工以陪同散步、喝咖啡等軟性方式，將醫療資源轉化為社區日常的可及性支持。

（四）設計家庭修復與界線工作坊：透過家庭教育中心介入，在案主病況穩定且雙方同意的前提下，進行分階段、有安全防護的修復對話，協助母女建立健康的心理距離與「物理分開但情感連結」的新互動模式。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