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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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扣緊「願婚、樂生、能養」的巨視觀點，當前台灣社會出現薪資階層化與低生育率所交織而成的結構性困境，依據主計總處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台灣青年世代的受僱薪資面臨到嚴重的年齡與性別階層化，這其中25歲以下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僅2.9萬元，50歲以上也僅4.4萬元，兩性薪資差距更達3,744元，即便台積電或中華電信等特定高薪企業打造出「台積寶寶」現象與優渥福利，個別企業的措施，依舊無法扭轉整體社會的結構性失衡，至於，衛福部的調查亦揭示，國人不想生育的原因已從單純的「經濟負擔」延伸至「生活型態改變」與「性別分工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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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描述：薪資階層化、福利斷裂與婚育意願沉淪的當代圖像
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的薪資統計顯示，台灣受僱員工的薪資分配呈現嚴峻的世代與性別差距，未滿25歲的青年勞工，經常性薪資中位數僅29,825元，處於低薪邊緣，雖然隨其工作經驗累積，薪資於50至64歲之際達到44,019元高峰，這也揭示了整體產業結構的升遷天花板，值得注意的是，男性薪資中位數為41,189元，女性則為37,445元，兩者有高達3,744元的實質差距，換言之，著實反映職場同工不同酬與女性職涯中斷的性別薪資階層化情事。

事實上，面對薪資困局的客觀事實，「台積電寶寶」現象或中華電信推動每胎8萬元補助與職場幼兒園，僅是少數特例，以台積電為例，2025年迎來2,331名新生兒，占全台新生兒2.2%，其高生育率背後，乃是平均300萬至400萬元的年薪，以及優於勞基法的產假與完善的托育設施，准此，「敢生」的核心關鍵還是在於高薪帶來的經濟安全感，這多少證實了所得與生育率之間的「U型曲線」效應。

然而，極少數科技新貴與公用事業的榮景，依舊掩蓋不了全台薪資中位數不到4萬元、少子女化海嘯蔓延的現實，僅以衛福部《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的結果顯示，15至64歲婦女「不想要小孩」的比率，從2019年的19.2%上升至2024年的26.6%，總人數突破215萬人，這其中，60.32%的受訪者歸因於「經濟負擔太重」，同時「不想因小孩改變現有生活」（49.41%）與「擔心孩子教養或未來發展」（34.28%）的比率大幅攀升，表述出來國人的婚育態度，已然是從單純的「經濟考量」轉變為對於個人生活品質、職涯發展及性別平等的全方位評估。

二、原因探究：微觀理性、結構限制與家庭生命週期的交錯撕裂
若僅從個體選擇或單一經濟指標切入，無法洞悉當前困局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可從以下不同的理論觀點進行解構：

（一）薪資社會學與經濟安全社會學：青年世代面臨「低薪起跳、成長緩慢」的壓迫性結構，薪資不單是市場供需的結果，更是勞動價值被制度性低估的體現，尤其是在通膨與高房價侵蝕下，中位數的薪資稅水準，更是難以提供勞力再生產所需的經濟安全感，進而直接削弱個體建立長遠成家立業計畫的信心。

（二）家庭生命週期社會學與「婚育懲罰」：傳統家庭生命週期假設個體經歷「就業—結婚—購屋—生育—養育—退休」的生命事件輪轉，然而，當代職場競爭劇烈，復加上性別薪資差距與母職懲罰，特別是女性進入婚育階段時，常面臨薪資停滯、升遷受阻甚至被迫離職的風，此一家庭生命週期的斷裂，致使婚育不再是生涯的自然進程，反而成為經濟安全的威脅。

（三）婚育社會學與價值基模變遷：現代個體已重構生活價值，傳統「養兒防老」、「光宗耀祖」的集體性文化認知，已經被個體主義、自我實現與生活品質導向取代，「不想因小孩改變現有生活」占比飆升的客觀事實，反映個體在面對沉重教養與照顧負擔時，經理性評估後所做不婚或不生的防禦性抉擇。

（四）結構性條件限制：阻礙適婚當育的結構性限制主要來自三大封閉系統：高房價造成的薪資剝奪、工時過長且缺乏彈性的勞動體制，以及傳統性別分工下照顧責任過度傾斜於女性的文化規範等，在這三重的壓迫結構底下，個體的婚育意願極易被現實結構消磨。

三、改善對策：重塑「願婚—樂生—能養」範式與行政管理配套
面對少子化這項國家級人口危機，絕非發放一次性津貼或微薄補貼即可翻轉，必須以「願婚—樂生—能養」為核心理念，以重構政策戰略與執行細節：

（一）戰略目標：建立制度化的所得與照顧支持
1.願婚機制（消除性別懲罰）：從文化與制度雙管齊下，消除女性在職場上的婚育懲罰，鼓勵男性參與家庭照顧，打造兩性平權的婚姻範式。
2.樂生機制（友善職場與托育普及）：將企業設置托育設施（如中華電信幼教班）與彈性照顧假，納入 CSR 與 ESG 評鑑指標；落實有薪身心調適假與親職假，確保父母兼顧育兒與生活。
3.能養機制（國家級所得與居住保障）：針對30歲以下青年實施專案補助，減輕房價對薪資的實質剝奪，提升薪資中位數族群養育子女的經濟實力。

（二）戰術層面：具體行政管理配套措施
1.解除意願困境：推廣職場彈性工時與居家遠距辦公制度，緩解「育兒即犧牲個人生活」的疑慮。
2.解決能力困境：跨部會整合衛福部、教育部與勞動部等公共資源，擴大公共化托育與國小課後照顧的涵蓋率與時間，推動托育服務「零等待」政策，降低家長的時間與經濟成本。
3.突破結構限制：推進少子女化對策相關立法，將婚育配套提升至人口安全的戰略性高度；對雇用育齡勞工、提供友善托育的企業，給予直接稅務減免與政府採購優惠等戰術性應用。

四、批判性反思：資本邏輯、建制運作與人口安全的終極檢視
從批判社會學與建制民族誌的角度審視，當前政府與部分企業推出的婚育政策，本質上仍未擺脫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與制度運作失靈的框架，這是因為：

首先，將「台積電寶寶」或大型國營企業的福利作為少子化對策的樣板，本質上是一種資本偏見，畢竟，台積電員工所以敢生和樂生的核心驅動力，在於有高達數百萬元年薪，這是全台薪資中位數不到4萬元的一般受僱者，所難以望及的誘因條件，就此而言，政府若將企業自發性的職工福利，視為公共政策的解答妙方，即是忽視產業結構分化造成的階級鴻溝，恐將陷入「富者敢生、貧者不敢生」的階級複製及其階層深化困境。

其次，觀察基層婦女的真實生活經驗可以發現：行政體系多將焦點放在「發放津貼」的量化政績，從而忽視了日常制度對育兒家庭的擠壓，換言之，婦女擔心的是生活型態被破壞與職場與照顧雙重壓迫，無法僅靠每月數千元的津貼補助以有效解決生活需求難題，尤有進者，在高度競爭、長工時的資本體制下，微薄補貼未能鬆綁勞動體制對於家庭時間與照顧者權益的集體性剝奪。

最後，少子女化絕非單純的人口數量變化，而是台灣社會在追求經濟成長過程中，過度偏向資本利益、忽視勞力再生產，以及社會性貧富對峙，倘若未能從人口安全的架構重新設計社會安全網，並打破薪資階層化與性別懲罰的枷鎖，福利津貼的補貼手段，將只是治標不治本的麻醉劑。

誠然，生育不該是一場賭局，也不應是個人面對冷酷社會結構時的犧牲，面對主計總處的薪資數據與持續下滑的新生兒人數，全社會需要的不是統計數字帶來的適婚當育焦慮，而是直指面對問題的決心。

總之，少子女化的解方，不在於科技大廠的生育數據，也不在於宣傳單上的津貼金額，而是在於政府能否調整產業、勞動、房價與性別分工的結構性病因，唯有透過國家力量建立起「願婚—樂生—能養」的制度支持體系，來讓年輕世代在付出勞動時不必以犧牲生活品質與經濟安全為代價，台灣的婚育環境才能迎來真正的改變。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9.12：「50歲賺多少才及格？主計總處揭薪資中位數，這年齡層薪水成長速度最高」）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