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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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勞動部所公布去年（2014年）台灣地區15-24歲青少年的人力報告顯示出來包括有『晚進、量少、質不優以及經濟安全保障欠佳』等等的變遷趨勢，這當中所糾結的結構性意義，是有它進一步深究討論的必要。

基本上，扣緊15-24歲的年齡界限，點明出來所謂青少年的人口族群，本身實則糾結深邃、複雜與多樣的概念內含，就此而言，16-18歲年齡組的青少年，雖然已經是脫離了義務教育階段，但是，主要還是要回歸到高中或高職的就學少年身份上，至於，包括非在學的就業少年或待業少年，多少也因為人力資本的競爭條件不足，因此，該項打工性質的非典型就業，自然無助益於所得維持的經濟安全保障，事實上，因為生育模式的少子化、教育擴張的普及化及其就學年限的相對延長等等的結構環境，因此，從16-18歲的青少年以迄於19-22歲的大學生抑或是23-24歲的研究生，各自的平均勞動參與率偏低，這已然是一項預料之中的發展後果，只不過，跨國性的参照比較，更是突顯台灣一地年輕人的晚進職場情形，已經是蛻變成為某種的集體事實。

因此，值得留意的會是之於『晚進』與『量少』而來的勞動参與類型，特別是青少年從事服務銷售的工作人數大增，相形之下，生產操作的勞力工卻是大幅削減，而此一青年人不愛進入工廠以從事第一線實作的經驗現象，究竟有無過多的社會性保護？有無教改而來的綜合技職的合一化？有無最後一哩和無縫接軌的教訓合一？連帶地，期許所增加的受教年數，得以有效地提升工作能力、工作機會、工作收入與工作穩定的內在性貫通，但是，20-24歲新生世代的勞參率僅有51.4%以及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從事非典型工作比率卻是高達33%的突兀情形，這似乎也點出來當前大學學歷貶值化的弔詭所在，換言之，受教年數的「量增」並不等同於競爭能力的「質升」，而針對這當中所潛藏落差與斷裂的原因探究和解套措施，就有它結構性檢討的必要。誠然，妳、我在什麼年紀就該做什麼事，是有它回應於主流文化和客觀環境的社會化考量，但是，當一昧地享有社會特權的學生身分之際，人數不斷減少的勞動参與、工作型態偏向於服務銷售工作以及寧可朝非典型就業主要的工作樣態，那麼，現行以主流社會為主的人力勞動規劃思維，是有它進行解構、重構與新構的必要！？

總之，作為社會性存有的一份子，絕大多數的妳、我至少都會有一個『工作時鐘』，至於，工作時鐘的起跳係從年齡界分開始？還是以教育程度為其切割的起始？於此同時，「讀書」與「就業」係屬彼此對峙的競合關係，還是需要深化兩者的會通之處？以此觀之，青少年世代偏低的参與率抑或突兀的非典型就業型態，告誡著妳、我是否有勇氣去揭開所謂『教育潘朵拉』的神秘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