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前情提要：
正當官方宣稱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標準「月薪低於中位數三分之二」才算低薪，並因我國最低工資已拉升至29,500元，進而斷言「台灣月薪層面無低薪勞工」時，實已墜入數字遊戲和去脈絡化的統計陷阱，畢竟，倘若改以年薪中位數58.5萬元之三分之二（39萬元）進行測算的話，台灣實質低薪人口多達有126萬人，且高達七成勞工係低於平均經常性薪資，更遑論於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加惡效應。
為此，透過「最低工資掩蓋無低薪勞工」的偷換政治學，直指該項忽略經常性薪資比重創29年新低、勞工日益依賴波動性高的獎金分紅之不堪事實而來的官方說詞，藉此反思從經濟安全新典範，倡議從非典就業保障、基本生活工資到多元社會包容體系之建立等命題結辯，從而破除制度性壓迫，以實現代際間的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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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描述：指標遊戲與庶民體感的平行宇宙
檢視主計總處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之經常性薪資占比降至65.1%，創下近29年來新低，反觀年終、績效獎金及加班費等非經常性薪資占比則是攀升至21.2%之歷史新高，這些數據的背後，隱含的是台灣勞工薪資結構正經歷一場深層的「去穩定化」轉型。

更令人沉痛的是官方對於「低薪勞工」的定義與處置態度，主管機關勞動部引用OECD關於「低於薪資中位數三分之二即屬低薪」的定義，並以7月全時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中位數41,397元進行推算，得出27,598元的低薪門檻，隨即以現行最低工資（29,500元）高於該門檻為由，得出「以月薪標準，我國已無低薪勞工」的錯謬、荒謬結論。

這是因為，若轉由「年薪中位數」（58.5萬元）視角切入，年薪低於39萬元者占比高達16.8%，亦即全台實質存在高達126萬名的低薪勞工；再則，高達七成（70.03%）受僱勞工的經常性薪資低於平均數（48,981元），這項創下109年有統計以來新高之指標，再再證實了極端高薪（如半導體與新興科技產業）拉抬平均數的M型化極化現象。

這種「數頭數」與「算人頭」的官僚式邏輯，完全脫離了底層庶民的現實生活體感，遠地不說，當物價與房價連番暴漲，底層勞工所面臨的不僅是相對剝奪感，更是每日真實演練的生存危機。

二、原因探究：福爾摩斯式的案情偵搜與概念爬梳
要解開台灣低薪困局的謎團，必須如福爾摩斯般探尋潛藏於數據背後的制度線索與結構罪行：

（一）偷換政治學：以「最低工資」掩蓋「無低薪勞工」
官方精明的將「法定最低工資」做為屏障，宣稱「月薪無低薪」，這是一種極具策略性的「概念偷換政治學」（Political Substitution），政府將本應作為「底線保障」的最低工資，異化為判定「無低薪」的完美擋箭牌，成功且完美地在統計字面上消滅了低薪勞工，卻無視該項的工資水準，早已無法維繫當前生活所需之基本開銷。

（二）低薪與最低工資社會學：結構性階級轉化
台灣產業發展嚴重失衡，科技業與基層服務業之間的薪資鴻溝不斷擴大，最低工資社會學進一步揭示，最低工資的調整，並無法發揮拉抬整體薪資的「梯級效應」（Rippling Effect），反而造成「底層薪資趨同化」，亦即，越來越多基層勞工的薪資被強行「釘死」在最低工資線上，甚而形成新型態的階級固化。

（三）薪資社會心理學與通膨行為經濟學：焦慮的日常
在「月薪與年薪社會心理學」的交互作用下，經常性月薪（固定收入）占比下降，迫使勞工不得不依賴具備高不確定性的年終與績效分紅，導致勞工長期處於經濟懸崖邊緣，連帶地，結合「通膨行為經濟學」的關照考察，那麼，當實質購買力被隱性通膨蠶食，勞工產生強烈的風險趨避和預防性消費心理，著實進一步抑制內需市場的健康循環。

（四）貧富不均社會心理學：相對剝奪感的蔓延
高達七成勞工低於平均薪資，意味著絕大多數人在社會結構中扮演著「被拉高平均數」的背景板，這種貧富不均的鑲嵌機制，極易引發社會性的集體無力感與階級冷漠，進而削弱社會整合和世代信任。

三、結構性條件與批判性反思：典章制度與建制民族誌的剖析
背後所糾結的深層結構性條件，係源於台灣長期所奉行的出口導向、低成本競爭經濟發展模式，為了維繫整體出口競爭力，政府長期透過租稅優惠政策向資方傾斜，從而忽視了勞動價值分配的合理性。

冀此，利用「建制民族誌」進行診斷，當可發現行政機關在收集與呈現薪資數據時，預先設定了特定的統計算法（如採用OECD之月薪基準而非在地化實質生活成本基準），這種建制化的文本運作，名為「客觀統計」，實則卻是在制度上抹去了126萬低薪勞工的苦難，這是因為：

（一）認知基模與典章制度的批判：官僚體系與社會大眾長期將「低薪」視為個人能力不足或市場供需的自然結果，而非是「制度設計」造成的分配不均，這種認知基模或認知捷徑，嚴重阻礙結構性改革的可能性。

（二）典章制度社會學的反思：現行的〈最低工資法〉與相關勞動法規，缺乏與生活工資及實質物價指數強制連動的法制化機制，制度本身充其量僅能提供「不致於餓死」的基本維生保障，而非是「體面生活」的經濟安全保障。

四、改善對策：戰術與戰術交織的有效管理機制
要破除低薪陷入與不均社會的魔咒，必須興起一場「經濟安全新典範」的制度革命，為此，針對低薪勞工、最低工資與經濟安全，提出具體的戰略與戰術營運機制：

（一）經濟安全新典範之行政管理配套
1.重構低薪評估指標：廢棄單一「月薪無低薪」之修辭，導入在地化的基本生活工資指標，這部分的行政配套與制度法制化工程包括主計總處應按縣市生活成本差異，定期公布實質生活工資差距，作為薪資政策依據。
2.遏止經常性薪資壓低：限制企業將經常性勞動報酬過度轉移至非經常性獎金之行為，這部分的行政配套與制度法制化工程包括透過修改稅法，對高分紅但低經常性薪資之企業課徵「薪資結構扭曲稅」或限制租稅優惠。
3.非典就業制度性保障：建立兼職、派遣與外送等「非典型就業」的集體談判和薪資底線機制，這部分的行政配套與制度法制化工程包括推動非典型勞動者經濟安全保障專法，強制按時數比例給予特休、團保與退繳提撥。
4.薪資透明化與社會包容：實施企業薪資透明化法案，揭露產業中位數與基層薪資差距，這部分的行政配套與制度法制化工程包括規定上市櫃公司必須公開企業內部最高與最低薪資倍。

（二）迎接非典就業與不均社會的創造性新思維
面對平台經濟與非典型就業日益龐大的趨勢，傳統以「固定僱傭關係」為核心的社會安全網已嚴重失效，就此而言，創造性新思維必須做到：

1.可攜式給付體系：打破單位限制，讓非典勞工的退撫提撥、保險與資歷，能跨平台累積共計。
2.建構全民經濟安全基礎補貼：結合負所得稅概念，針對年薪低於39萬元之全職與兼職勞工，提供漸進式租稅補貼，藉此彌補市場分配的運作失靈。

五、結論：讓數字回歸人性，重建尊嚴的社會安全體系
統計數據不該是科層組織用來塗脂抹粉的官僚工具，而是反映庶民哀樂的鏡子，尤其是正當我們沉溺於「月薪無低薪」的統計幻象時，高達126萬名年薪不到39萬元的那一群勞工，卻默默地在萬物齊漲的冷酷現實中，艱難喘息。

誠然，經濟的成長若不能轉化為基層勞工的尊嚴與安全，這種成長便是虛妄且不道德的，低薪問題絕非是一項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一場關乎社會正義、世代公平和國家永續發展的結構考驗，唯有勇敢揭開統計指標的密室遊戲，以「人本」取代「數字」，並以大破大立的意志，重建涵蓋非典就業的基本經濟安全體系，我們才能在這片土地上，為每一位揮汗勞動的庶民，撐起一把能夠遮風避雨的尊嚴之傘。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9.15：「台灣126萬低薪勞工，年薪不到39萬」）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