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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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針對《普發現金》的相關提問，包括：（一）政府以「AI紅利、全民共享」為名普發1萬元，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政策真的能讓AI經濟成長的成果被全民共享嗎？還是比較偏向短期的所得移轉與心理撫慰？（二）目前台灣經濟成長亮眼，但超過7成受僱員工薪資低於平均數，形成明顯的K型經濟。您認為普發現金能有效縮小這樣的所得落差嗎？還是反而掩蓋了低薪、物價與產業分化等結構性問題？（三）過去從消費券、三倍券、五倍券到普發現金，類似政策一次次出現，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普發現金如果逐漸變成常態，會不會讓台灣的福利政策從「針對需求」轉向「全民發錢」？長期可能帶來什麼影響？（四） 這次政府強調「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但一次編列2357億元用於普發現金，從世代公平與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這筆錢如果不拿來普發，而是投入托育、住宅、長照或社會保險，那一種方式對弱勢與年輕世代的幫助可能更大？以及（五） 如果未來AI帶來的經濟紅利真的持續增加，您認為政府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分配機制，才能避免每次經濟成長後都變成一次性的普發現金，而是轉化成長期、穩定的社會福利與公共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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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賴政府以「AI紅利、全民共享」為由，再次規劃動用稅收賸餘向全民普發現金1萬元，該項普發現金的總預算規模高達新台幣2,357億元，並且當局高調宣揚「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試圖將此舉包裝成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佳話，然而，立足於社會福利與公共政策的嚴肅視角，此類「大撒幣」政策究竟是健全社會安全體系的真善美，還是一場政治消費與集體麻痺的幻術？實有深入剖析之必要。

一、AI紅利全民共享？短期撫慰難敵長期社會落差
政府宣稱AI產業帶來的經濟榮景應由「全民共享」，但將數千億元的國家資源化整為零、一律發放1萬元，在福利效果上僅能稱之為極端淺層的「所得移轉」。

從福利經濟學來看，現金移轉的邊際效用因人而異，這其中，對於高所得戶來說，1萬元不過是餐飲娛樂的隨機補貼，對於邊緣弱勢，1萬元固然能解燃眉之急，卻無法改變其長期處於貧窮線邊緣的結構困境，以此觀之，將龐大的經濟發展成果以大撒幣的方式發放，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心理撫慰」，它創造了短暫的「幸福幻覺」，卻未能將AI經濟的巨大生產力，轉化為能夠抵抗市場風險的「集體福利資產」，尤其是當1萬元花費殆盡時，民眾面對的依然是缺乏保障的日常生活。

二、掩蓋「K型經濟」與「L型社會」的結構性陣痛
當前台灣的經濟數據極其亮眼，但亮點高度集中於半導體與AI相關高科技產業，廣大的傳統服務業與基層勞工，則是完全感受不到這股經濟成長的溫暖果實，尤其是有高達七成以上的受僱員工薪資低於平均數，「K型經濟」的兩極化分照，以及底層長期陷入低迷的「L型社會」困境，這早已是一項不爭的事實。

誠然，普發現金政策最大的爭議處，乃是在於以「齊頭式平等」來掩蓋「實質的不平等」，當政府發給每人1萬元時，看似人人有份，實際上卻以一刀切的麻醉劑，轉移了全社會對於低薪產業結構、轉型困難、物價飛漲以及實質購買力下滑等核心難題的注意力，更形嚴重的是，強烈吸引目光的現金發送，模糊了產業發展與社會性移轉的再分配失衡情形，讓政府得以迴避極具挑戰性的薪資提升政策和產業轉型輔導政策，據以形成「用小惠掩蓋大患」的政策惰性。

三、制度侵蝕：福利政策從「需求導向」轉向「普發常態」
從過去的振興消費券、三倍券、五倍券，一路演進到這一、二年似乎是常態化的「稅收賸餘即普發」，台灣的社會政策正經歷一場嚴重的「制度性轉化」。

基本上，健全的社會福利體系應遵循「針對需求」（Need-based）與「風險預防」（Risk- prevention）原則，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挹注給最需要保障的弱勢群體，抑或是投入具有高度社會性投資意涵的公共服務，以此觀之，當普發現金逐漸從「非常手段」演變為「政治慣例」，台灣的福利發展恐將陷入「福利買空且賣空」的惡性循環。

長期來看，這種「全面發錢」（Universal Cash Distribution）的常態化，將嚴重排擠真正的實體福利建設和應有的權益保障，特別是當全民已然習慣於直接領取現金，社會大眾對於諸如托育、長照、社會住宅等公共服務的需求聲音，將被聲量更大的「還稅於民」所逕自取代，這不僅削弱了國家建構完善社會安全網的政策動能，更會導致公共服務供給不足，迫使民眾必須拿著普發的現金，去私有化市場購買昂貴且品質不一的服務，最終的受害者依然是缺乏市場購買力的弱勢族群。

四、世代不公的假平衡：2,357億元的機會成本
官方一再強調本次普發係基於「歲入歲出平衡、實質零舉債」，看似符合財政紀律，但在社會政策的方規矩陣中，「未舉債」並不等於「合理的資源配置」，換言之，這筆高達2,357億元的鉅款，隱含的是龐大的「機會成本」。

從世代公平與健全福利的角度切入，這筆資金若能精準挹注於以下領域，將產生遠超一次性消費的世代外溢效果，比如：

（一）公共托育與幼兒教育：建立穩定、高質量的平價公托與幼兒園，直接降低年輕世代的生養負擔。

（二）社會住宅與租金補貼：擴大社會住宅的興建規模與包租代管，從根本上舒緩青年族群的居住焦慮。

（三）長照體系與社會保險財源補強：健全長照3.0的實質服務能量，或填補勞保、健保等社會保險失衡的財務缺口，降低年輕一代未來的負擔壓力。

冀此，把2,357億元一次性發掉，乃是「用未來的公共資本，換取今天的政治掌聲」，年輕世代領到1萬元，卻依然要面對高房價、低薪資、高托育負擔以及岌岌可危的社會保險制度，這無疑是一種嚴重的世代不公與戰略短視和戰術膚淺。

五、建立永續機制：將AI紅利轉化為長期公共資產
若AI引領的經濟成長確實具備長期性與突破性，政府絕不可以每次稅收超徵就以「普發」了事，實有建立一個具有前瞻性再分配機制的迫切必要性，將一次性的經濟紅利轉化為長期的社會安全資產：

（一）設立「AI永續發展與社會轉型基金」： 將AI產業產生的特定超額稅收或經濟紅利注入專項基金，專款專用於因AI衝擊而失業的勞工再培訓、產業轉型輔導以及弱勢安全網建構等指定用途。

（二）投資制度化的實體公共服務：將紅利優先投入長照、托育、社會住宅等「資產建立型」（Asset-building）社會福利，藉此提升國家整體的社會基礎設施品質。

（三）補強社會安全體系的結構財務：將超額歲入用於健全勞保、健保等基本社會保險制度，降低制度崩潰之虞的尾端風險，據以為全體國民提供真正的長期心安。

總之，經濟成長的果實固然應當全民共享，但「共享」的形式決定了國家的格局，一次性的1萬元普發，充其量只是缺乏遠見的「政策性福利」；唯有將AI產業帶來的經濟效益，轉化為預防性、制度性、長期性、公共性的「福利政策」，方能真正縮小「K型經濟—L型社會」的階級鴻溝，讓台灣公民在科技變革的浪潮中，實現真正的尊嚴與共好。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