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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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通過民國11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與歲出雙雙突破新台幣3.9兆元，這其中社福、國防及地方整體預算首度齊破兆元，官方宣稱歲入歲出相抵平衡，據以達成「實質零舉債」與「富民共享」之政策目標；然而，在野黨與社會各界卻是質疑其乃是透過「借新還舊」與「特別預算切割」，進行財務美化與政治修辭，尤有進者，現行預算編列高度依賴單一產業科技紅利與稅收榮景，缺乏嚴謹的需求與效益評估，致使陷入「預算膨脹－撒錢補貼－財政紀律鬆弛」的惡性迴圈循環，唯有推動健全的預算監督、透明的債務管理與嚴肅的預算效益社會評估，方能引導國家走出「赤字預算社會」的迷航。

一、事實描述：歲出、歲入雙創新高背後的帳目迷思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11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與歲出均編列3兆9,266億元，增幅達29.4%，創下了歷史的新高，主要支出項目中，社會福利支出（含非營業特種基金）達1兆3,438億元，國防預算（含退輔會與海巡署）達1兆1,225億元，地方整體資助亦達1兆3,579億元，呈現罕見所謂的「三破兆」格局；此外，政府更推行包括普發現金、育兒津貼加碼、軍公教調薪等十項政策加碼。

行政院強調，歲入、歲出相抵達到平衡，加計法定債務還本1,790億元後，全數以舉借新債支應，藉此實現「同額還本、淨債務不增加」之於「實質零舉債」的財政紀律目標；然而，若是將特別預算舉債178億元納入考量，實質舉債規模仍達1,968億元，換言之，此舉恐有「借新還舊」擬化為「零刷卡」的文字遊戲之嫌，將債務分散於總預算與特別預算的「兩本帳」中，從而掩蓋了國債規模持續擴張的客觀事實。更值得注意的是，常態性支出（如法訂津貼與薪給）被大量充作「一次性歲入超徵」的對應支出，導致實質經常性收支失衡的隱憂，恐怕是會被長期掩蓋。

二、原因探究：經濟紅利迷思與權謀政治的交織
從預算政治學與財政社會學的觀點審視，總預算規模之所以急遽膨脹與財政修辭的出現，源於深層的結構性原因：

（一）過度依賴單一產業與稅收紅利：政府編列膨脹預算的信心，建立在半導體與AI供應鏈所帶來的強勁稅收，然而，將週期性、高波動性的經濟紅利，瞬間轉化為法定的經常性給付（如常態化發放現金與津貼），構成了「增加容易、減少困難」之不可逆特性經典的「財政棘輪效應」（Rachet Effect），亦即，支出規模一旦擴張便極難縮減，尤其是當全球科技供應鏈發生劇烈波動或景氣反轉，驟減的歲入將直接碰撞高聳的經常性支出，導致嚴重的結構性財政懸崖。

（二）預算編列的政策買票化：在選舉政治與政黨競爭驅動下，預算編列逐漸偏離客觀的需求評估，尤其是常態性的「撒錢式補貼」往往被包裝為「全民共享財富」與「富民政策」，本質上這是公共選擇理論中的「短視政治思考」（Political Short-sightedness）與分配政治（Distributive Politics），執政者傾向於釋放當期可感知的好處以換取選票，卻將真實的長程財政負擔予以隱形化，更遑論於欠缺中、長期社會福利體系的制度性擘劃。

（三）財政紀律的制度性鬆弛：透過特別預算常態化與「借新還舊」的會計技巧，政府巧妙避開了〈預算法〉與〈公共債務法〉對於舉債上限的實質約束，〈預算法〉第83條第4款「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頻繁被寬鬆認定為特別預算開口的理由，致使特別預算從「例外處置」演變為「第二總預算」，形成了「規避監督、美化帳面」的取巧管道。

三、改善對策：建立最適總預算與財政紀律機制
針對預算編列膨脹與債務隱匿問題，應從法制與治理層面提出具體對策：

（一）回歸單一預算原則：嚴格限制〈預算法〉第83條特別預算的適用要件，將經常性或可預見之支出全數回歸總預算，據以消除「兩本帳」的財務美化空間。

（二）建立財政永續評估機制：引入「經濟成長財政學」與「總預算效益評估」機制，任何新增之轉移支付或常態性津貼，均須附帶中長期的財政精算報告與退場機制。

（三）強化國債實質還本：建立結合經濟成長率與稅收超徵額度的「彈性強制還債機制」，規定當歲入實收數超出預算數時，特定比例（如50%以上）必須強制用於優先償還未償債務本金，而非作為次年擴大支給的理由，擺脫「借新還舊」與「超徵即撒錢」的惡性循環。

四、批判性反思：赤字預算社會的結構限制與國家安全
從批判社會學與預算監督政治學的角度進行深層反思，當前台灣社會已步入典型的「赤字預算社會」（Deficit-Budget Society），相與對應的批判性反思，包括有：

首先，預算不單是冷冰冰的會計數字，而是國家價值偏好與資源重分配的具體體現，以此觀之，當前的預算編列模式呈現出極大的「結構性矛盾」，那就是，一邊是社福與國防經費的失控膨脹，另一邊卻缺乏嚴謹的過程評估和結果評估。這種「只管投入、不問效能」的預算膨脹，並未能實質有效地改善底層弱勢的結構困境，反而助長了行政機關的資源浪費與體制肥大。

其次，過度依賴舉債借錢與單一產業強勁稅收，來支應龐大的國防和社福支出，缺乏多元穩健的財政基底，尤有進者，處在於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下，財政韌性（Fiscal Resilience）即是國家安全的核心支柱，當國家財政被固定支出鎖死、彈性耗盡時，一旦面對突發性的地緣衝突、全球供應鏈斷鏈或重大傳染病衝擊，政府將喪失財政槓桿的應變空間，更使整體國家安全體系顯得實質脆弱。

再則，將當期的消費性支出透過債務遞延給未來世代，違反了「總預算社會學」所強調的跨世代公平原則，換言之，當今世代享受政策補貼的甜蜜果實，卻將隱性債務與龐大的利息負擔轉嫁給少子女化趨勢下的年輕世代與下個一代，這不僅是財政上的不負責任，更是政治上對於無投票權未來的世代剝奪，深層地深化了世代間的不正義。。

最後，國會審查往往淪為政黨對立與政治杯葛，缺乏基於專業預算效益評估的實質監督，導致難以對國家財政進行有效約束，尤其是社會大眾與行政機關普遍高估公共支出帶來的眼前好處，卻嚴重低估其背後隱藏的真實長期成本與未來稅收負擔，這種對於「免費午餐」的幻想，即是公共選擇學派所警示的「財政幻覺」（Fiscal Illusion），若果公民社會無法破除財政幻覺的迷霧，要求透明的資訊揭露與嚴格效益問責的話，國家終將在類喪屍菸彈的「撒錢歡愉」中，快速走向財政懸崖的迷航之旅。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8.21：「歲出歲入雙創新高，明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破3.9兆」）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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