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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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進步與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人工生殖技術的應用範圍逐漸擴大，近期針對〈人工生殖法〉的修法提案，將單身女性及女同性伴侶納入適用對象，並預測每年借精需求將增至約2,500人，甚至於可能會掀起「缺精荒」，於此同時，所謂的「去父留子」家庭模式，也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這些現象不僅反映了生殖醫學的進展，更深刻揭示了性別角色、家庭結構及其社會價值觀的時代性變遷，只是，這些變革的背後仍潛藏著諸多挑戰與倫理爭議，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人工生殖需求的暴增與「缺精荒」現象
人工生殖修法通過後，台灣的借精需求將暴增八倍，然而，台灣男性捐精意願低落且合格率僅約20%，這使得「缺精荒」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求子生殖問題，此一現象的背後，反映出多重結構性問題，這其中包括：

首先，捐精者不足的原因之一，乃是在於現行制度設計的吸引力有限，目前的捐精補償金額為新台幣8,000元，遠低於多數年輕男性的期望，畢竟，在一個生活成本高昂、收入增長緩慢的財富流動效應社會中，這樣的補償金額對於潛在捐贈者的吸引力非常有限，就此而言，討論是否應該要提高營養金時，卻又聲稱「無償助人」才是核心價值，這也讓捐精行徑淪為某種的道德情操，而無法去正視背後有待釐清的權責關係；其次，台灣男性精子合格率偏低，也突顯了整體人口健康狀況的隱憂，尤其是長期熬夜、不健康飲食和缺乏運動等不當的生活作息，已經對年輕一代的生殖健康造成了負面影響，這不僅是個體層面的問題，也反映出台灣在公共健康政策上的布建不足。

冀此，為了解決「缺精荒」問題，政府應考慮多方面的措施，例如，提高捐精補償金額以增加男性捐贈意願；同時，加強公共健康教育和政策干預，據以有效提升男性的生活品質與健康水平；此外，可以考慮引進國際合作，建立跨國精子銀行網絡，藉此緩解缺精的供需失衡。

二、「去父留子」家庭模式的社會挑戰
「去父留子」家庭模式的興起，著實反映了當代社會對於傳統家庭結構的挑戰與重塑，在傳統觀念中，「父母雙親」乃是家庭結構的主軸核心，然而，隨著性別角色日益模糊和多元家庭形式的出現，「去父留子」不再是一個不可或難以想像的另類選項。

只不過，這樣的新型家庭模式也帶來了一系列挑戰，像是：

首先，是孩子的心理、認知等發展議題，誠然，傳統上，父職被認為代表了權威、規範與決策，母職則更多地承擔情感支持功能，如果是因人為因素而欠缺父職角色，孩子是否能獲得足夠的心理支持，特別是單親或非傳統家庭中的孩子，可能會面臨自我認同與人際互動上的諸多挑戰，如此一來，在政策開放之際，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與資源，例如設立專業諮商機構和長期追蹤機制，以確保孩子在多元家庭模式中的健康成長。

其次，「去父留子」家庭模式也可能引發關於親權行使和責任分擔的衍生性問題，傳統上，父母共同承擔撫養子女的責任，相形之下的單親或非傳統家庭，要如何分配這些責任？是否需要重新界定法律上的親權關係？這些都是全社會共同討論並要加以解決的重要議題。冀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點出「去父留子」裡的「父職」已然被定義為一種功能，而非性別特質，那麼，「代理孕母」裡的「孕母」也只是某種的功能運作，如此一來，完全拋棄傳統家庭並走向一個由「功能性角色」所組成的「精父—孕母」社會，這樣的未來是否真的進步，還是只是一種對人際關係和家庭價值的冷漠解構？

最後，表面上看來，該項的條文增修係為了滿足單身女性與女同性伴侶的生育需求，但實際上，它也為生殖醫療產業開啟了一個龐大的市場，畢竟，當需求激增，精子銀行將成為關鍵角色，而這背後牽涉的不僅是醫療倫理，更是資本邏輯的市場性擴張，尤其是出現標舉「優良基因」為期號召的高價精子市場，也就是說，當生殖權被商品化，我們是否正在進一步鞏固社會既有的不平等結構？

三、社會變遷與性別角色調整
人工生殖技術和相關政策的演變，不僅改變了生育方式，也挑戰了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特別是女性在生育決策中的主體性不斷提升，而男性在生育過程中的角色則相對弱化，就此而言，「去父留子」家庭模式正是一種極端表現，它質疑和弱化了父職在家庭中的必然性。

然而，我們也應認識到，性別角色並非不可改變，而是可以透過社會化過程重新建構，例如，在「去父留子」家庭中，父職功能可以由其他男性親屬、朋友或甚至是女性照顧者來部分替代，換言之，真正的關鍵或癥結點乃是在於如何建立一個穩定且具有支持性的環境，而非單純依賴傳統且固著的性別角色扮演。

四、政策建議與未來展望
針對上述議題，當有回歸於政策性反思的以下幾項具體建議：

1.提高捐精補償金額：政府應根據市場需求與生活成本調整捐精補償金額，以提高男性捐贈意願。

2.推廣健康生活方式：加強健康認知教育，倡導健康飲食、規律運動和充足睡眠，據以提升年輕男性的生殖健康。

3.完善心理支持機制：針對計劃透過人工生殖技術生育的單身女性和女同性伴侶，提供全面的心理評估與諮商服務。

4.建立長期追蹤機制：對於非傳統家庭模式中的兒童成長進行長期跟蹤研究，確保其心理健康與社會適應能力。

5.推動多元家庭教育：通過學校教育和公共活動，讓下一代了解並尊重不同形式的家庭結構內涵，以減少社會微歧視和刻板偏見。

6.啟動跨國合作與監管：考慮與其他國家合作建立國際精子銀行網絡，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供給不足問題，並且制定嚴格的監管措施，以確保相關操作符合倫理標準和法律規範。

7.重視倫理與法律保障：在推動政策改革時，同步完善相關法律框架，確保捐贈者、受贈者及未來子女的權益均能得到保障。

結語
人工生殖技術與相關政策的變遷，乃是科學進步與社會需求相互作用的交織結果，然而，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技術層面，而應深入探討其背後所牽涉到的社會、文化與倫理問題，以此觀之，「缺精荒」現象彰顯出來的是台灣社會在健康教育、經濟補償機制上的不足，而「去父留子」家庭模式則是進一步地挑戰性別角色與家庭結構的傳統運作框架，面對這些新興議題，我們需要更全面、更細緻的政策設計，以及更開放、包容的共融社會氛圍，才能真正實現科技進步與社會福祉之間的平衡發展。

最後，我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想要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社會？是一個充滿選擇自由但冷漠疏離的市場化社會，還是一個重視人際關係、共情與互助價值的溫暖共同體？人工生殖修法當只是冰山一角，它揭示的不僅是技術與法律問題，更是一場關乎到人類未來方向的大辯論，而在這場辯論中，妳、我的每個人都無法置身於事外。

請記住：在缺精的時代裡，我們不缺技術，也不缺法律變革，我們缺的是一顆真心，一顆懂得珍愛與責任的心。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4.20：「借精需求估增8倍…人工生殖修法恐掀『缺精荒』」）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