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台北市長蔣萬安於2026年2月25日宣布,將於3月起正式推動所謂的《育兒減少工時計畫》,為家中有12歲以下孩童的家長,提供每天減少一小時工時的彈性安排,並由市政府補助所減少工資的八成,誠然,此一政策旨在緩解家長在工作與育兒之間的壓力,進一步促進育兒友善職場的發展,從而展現了政府對於少子女化人口議題的重視,以及對於支持婚育家庭政策的積極態度。然而,這項政策的推行,也引發多方面的討論與質疑,頗值得從多角度進行深入分析。
一、政策的核心內容與背景
基本上,作為全國首創的《育兒減少工時計畫》,係針對家有12歲以下孩童的家長,每日可減少一小時工時,且不影響薪資收入,至於,所減少一小時的工資部分,將由台北市政府提供八成的補助,對此,市府表示,此項政策參鑒韓國光州的類似經驗,並結合社會結構、家庭文化與企業運作的北市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其目的是為了提供有兒童階段小孩的家長,有更多靈活分配的時間陪伴子女,藉此減輕育兒負擔,同時,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事實上,不難理解推出該項政策的環境背景,這是因為,台灣早已面臨到嚴峻的少子女化問題,根據內政部統計,2025年台灣總生育率僅為1.08,是全球最低之一,尤其是工作與家庭責任之間的兩難衝突,被認為是阻礙婚育意願的重要原因之一,許多家長在職場與家庭生活中面臨到巨大的角色衝突壓力,特別是雙薪家庭更是難以平衡,如此一來,該政策旨在於通過時間與經濟的多方支持,來緩解家長分身乏術的照顧壓力,進而有助益於提升生育意願。
二、政策實施的必要性與潛在挑戰
1.育兒負擔與少子女化危機:隨著社會結構變遷,雙薪家庭已成為常態,然而,現行的勞動職場制度和社會支持體系,未能充分應對家長的家庭照顧需求,尤其是女性作為主要照顧者,常因育兒責任而面臨到職涯中斷或職場歧視,這不僅影響個人發展,也削弱了家庭經濟能力和國家整體勞動力供給。
2.性別角色與職場文化:儘管該政策表面上是針對所有育兒父母,但實際上可能會加劇性別角色的不平等,畢竟,台灣社會家庭中的女性,還是承擔更多甚或是主要照顧責任,這意味著該項政策的推動執行,反而會使得更多女性選擇減少工時,男性則是可能因職場文化壓力而不願參與,最終,導致女性的職業發展與職涯規劃更形受到侷限和阻隔。
3.經濟與行政挑戰:該政策要求市政府提供工資補助,但實際執行成本可能相當高昂,一方面,若參與者眾多的話,市府的財政負擔,勢必將大幅增加;此外,如何確保企業落實社會責任政策、避免濫用補助資金,這些都是執行過程中的一大挑戰。
三、政策推動與執行建議
1.增強性別平等意識:在推行該政策時,應同步加強性平意識的認知教育,鼓勵男性員工積極參與育兒工作,避免育兒的責任,單方面地落於女性身上,同時,應設立性別平衡指標,藉以確保政策受益者能夠涵蓋不同性別。
2.強化企業合作機制:政府應加強與企業溝通合作,說明政策對企業長期發展的潛在價值,例如提升員工滿意度、降低離職率等,此外,可設立獎勵機制,如稅務優惠或品牌認證,以鼓勵更多企業參與計畫。
3.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為防止企業濫用補助資金或違規操作,政府需要設立透明且嚴謹的審核機制,可考慮成立專門的監督委員會,定期檢視政策的執行情況,並公開相關數據及其資料勘查分析;連帶地,市府推動減工補薪的預算來源與執行計畫,同樣要有相對應的資訊對稱與透明。
4.強化社會支持體系:除了減少工時外,政府應同步推動其他支持措施,例如增加托育資源、提升托育服務品質,以及提供靈活多樣的家庭福利,以全面減輕家長負擔,這部分的力道更是應該要擴及到家庭教育裡諸多觀念素養的充權培力。
5.擴大適用範圍:考量到台北市內外來人口比例高的客觀現實,應設法讓非本地戶籍居民的勞工也能受惠,以促進社會公平。
6.全面性政策設計:除了工時減少外,應該推動更多元且靈活的工作安排,例如遠端工作或彈性上班時間,以滿足不同家庭組成的照顧需求。
四、結構性限制與未來展望
《育兒減少工時計畫》展現了台北市在應對少子女化問題上的創新努力,但仍需注意其背後的結構性限制及潛在風險,這其中包括:首先,此一政策強調地方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但未能全面考慮到微型或中小型企業可能面臨的人力和財務壓力,畢竟,對於資源有限的企業事業體來說,即使有部分補助,也可能難以承受員工減少工時所帶來的人力空缺;此外,此計畫是否會對全國範圍內勞動市場造成不均影響,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其次,本計畫雖然以「友善育兒」為核心,但未充分考量超高齡社會中其他家庭角色的照顧需求,畢竟,高齡長者的照顧負擔,同樣也是許多家庭要面臨的重要挑戰,但目前尚未有類似針對高齡者照顧需求的專屬制度設計,如果僅針對育兒提供支持,而忽略其他特定族群的照顧需求,可能導致政策效益有限。
最後,此政策雖然以改善生育環境為目標,但短期內難以直接提升生育率,畢竟,生育率受多重因素影響,包括經濟穩定性、托育服務可及性、性別平等程度等,單單僅靠減少工時計畫的工資補貼手段,實難以全面地解決少子女化問題,更是需要配合廣泛的社會改革和支持措施。
總之,《育兒減少工時計畫》是一項具有創新性和積極意義的社會性投資政策,其核心理念符合當前社會對於育兒友善環境的需求,然而,其成功實施需要克服多重挑戰,包括性別角色偏見、企業合作阻力以及財政負擔等,此外,此項政策應作為一個起點,而非終點,也就是說,接踵而來的是還要有更多的變革,藉此整合托育照顧和勞動市場改革等多方面措施,方能實現友善家庭、支持生育的共融目標。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2.25:「蔣萬安拍板!北市家有12歲以下孩童,爸媽日減1小時工時工資市府補」)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針對台北市《育兒減少工時計畫》,以「個體、制度、大環境」視角拆解:
個體層面:政策能直接緩解雙薪家庭的育兒時間壓力。但須防範加劇「女性為主要照顧者」的性別角色定型,進而限縮女性職涯;此外,現階段未涵蓋高齡長照需求,未能完全解套三明治世代的雙重重擔。
制度層面:市府八成薪資補貼將面臨財政與防弊的雙重考驗,且中小企業恐難以吸收減少工時帶來的人力空缺。亟需建立透明的監督機制,並搭配遠距辦公等多元彈性配套,以強化企業落實意願。
大環境層面:此為應對少子女化危機的正向社會投資。然而,單一補貼難以翻轉整體人口結構,必須從深耕性別平權意識、改革高壓勞動文化,到全面擴充社會托育支持體系,方能真正建構友善婚育的共融社會。
現在將一小時還給家庭,就是將未來投資回來
蔣萬安宣布台北市自2026年3 月1日起推動「育兒減少工時計畫」,家有12歲以下子女的家長,在雇主不減薪前提下可每日少工時1小時(晚一小時上班或早一小時下班),市府補助雇主該減時工資的8成,並設有門檻(每月至少10日、至少3個月、合計30小時)與上限(每人最高補助1.5萬元、每企業最高10萬元)。
其社會性投資意涵在於:用「時間政策」降低育兒的機會成本,提升照顧品質、穩定勞動參與,長期可望降低離職與少子化的結構壓力。但是挑戰也很明確,中小企業的人力調度與行政申請成本、補助資源是否被大企業吸走、以及性別風險,若職場文化未改,可能仍由女性承擔減工時,反而加劇職涯不平等。其解方是,公開成效KPI:留任率、男性使用率、工時實施率、強化稽核防濫用,並把托育與彈性工時做成一套可複製的支持網。
針對台北市長提出針對家中有12歲以下的孩童的家長,再不減薪的情況下減少1小時的工時,且減少的時數薪資由市府補助8成。
在我看來與之前「週休三日」相似,雖然目的不同,但最終做法都是減少工時。是否代表高工時儼然成為台灣現金最重要的議題,如果真是這樣應是全體勞工而非針對特定對象造成族群對立。
在減少工時上我認為應透過多方溝通了解各方需求,像是政府可以提供什麼協助?公司需要配合什麼?勞工想要的是什麼?,政府應當展現權力義務充當雇主與勞工間的橋樑並提供適當的協助,政策並非一步到位而是逐步走向完善。
在減少工時議題上一直是不被注重的議題,在台灣高GDP的背後便是這些勞工背後默默付出換得的,但是在風光的背後也藏著許多議題(身心健康、照顧議題、產業結構)。
蔣萬安市長推動「育兒減少工時」政策,透過政府補助鼓勵企業讓雙薪父母提前一小時下班,理念上具有善意,也回應工時過長對家庭陪伴的影響。然而,政策若未同步整合托育端接送時間、企業承擔能力與多元家庭樣態,實質效果恐將有限。
當前家庭結構已非單一雙薪模型,單親、隔代教養與輪班家庭皆面臨不同壓力。若僅以雙薪為設計核心,恐難達公平原則。再者,親子關係與生育率的提升,涉及經濟安全感、教育成本與職涯焦慮等結構因素,未必能單靠減少一小時工時解決。
此政策值得嘗試,但更需要分層設計與彈性配套,並建立成效評估機制。唯有真正貼近家庭現實處境,才能從善意構想走向有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