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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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Privilege」一詞在社群媒體上逐漸成為討論焦點，其涵義也從傳統的「特權」延伸至「人生起跑點的資源落差」，這樣的轉變，不僅揭露了階層不均的集體現象，更突顯了社會流動與機會分配的深層矛盾，對此，透過資深媒體人岳啟儒的個人經歷，我們得以窺見到當代臺灣社會中階級震撼和資源落差的具體樣貌，以及其對於個人心理、教育機會和職業選擇的多重影響。

一、階級震撼：從「鶯歌」到「北一女」
岳啟儒的成長剪影，生動展現了階級震撼的具體情境，她從鶯歌的勞工家庭背景，進入都會學校北一女後，首次感受到資源配置的巨大落差，然而，這種的震撼並非僅限於物質層面，更涉及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差距，例如，同學中擁有多才多藝、精通外語甚至參與儀隊的學生，無形中也彰顯家庭背景對教育資源的深遠影響，對此，Pierre Bourdieu早已提出所謂的「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理論，正好解釋了這樣的現象：家庭背景優勢透過教育系統得以延續，進而讓階層化更形鞏固。

然而，岳啟儒的故事也提供了一種反思，雖然，她出身勞工家庭，但仍靠自身的努力考上北一女，並最終走向創業之路，這是否意味著社會流動仍然有其深層意涵？顯然，答案並非如此簡單，這是因為，臺灣的薦舉流動（sponsored mobility），依舊是受到家庭背景和資源分配的強烈制約，因此，岳啟儒的成功固然是頭角崢嶸而值得讚揚，但還是偏向於某種的個別案例，而非是一項用以超脫父母家庭動力歸因的普遍現象。

二、資源落差與教育不平等
教育社會學長期關注資源落差對學生成就的影響，尤其是在這樣高度競爭的華人社會，北一女、建中等名校光環所象徵的不單單是課業成就，更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這些名校學生背後往往隱含著家庭背景的支持，包括昂貴的課外輔導、才藝培養和國際視野等某種原生家庭動力的個別性投資，就此而言，所謂的「臺灣特權量表」所列出的20項指標，正是這些資源分配不均的具體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機制設計的系統性運作，不僅未能有效縮減這些差距，反而可能加劇了階層分化，尤其是根據批判社會學的觀點，教育制度在某些情況下，成為了維持既有階層結構的工具，而非是促進公平的權變手段，畢竟，當高收入家庭能夠透過私立學校、一對一家教或留學規劃為子女創造更多機會時，經濟弱勢家庭則是要面臨資源匱乏、心理壓力和社會排除等多重挑戰。

三、階層深化：從階級震撼到貧富世襲
事實上，加諸於岳啟儒身上的「貧窮世襲」的概念，這與社會學中的「貧窮複製」（poverty reproduction）理論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當家庭背景影響子女教育、職業選擇和生活方式時，階層化的烙痕便逐漸深化，據以形成跨世代的不平等，不過，岳啟儒她也強調「認命」的重要性，即坦然接受現狀並尋求翻轉人生的「不服輸」方法，這種態度固然具有積極意義，但若將個人努力視為唯一解決方案，多少忽略了深層結構性問題的重要性。

冀此，真正有效的社會流動，實有必要建立在系統性改革之上，包括教育資源再分配、職場公平政策以及社會性投資（social investment）的推動，例如，政府可以透過擴大公校資源、提供免費課外輔導以及設立職業培訓計畫，來縮減階層間的機會差距。

四、社會流動與時代變遷
臺灣特權量表和「Privilege」一詞的爆紅，反映了當代社會對於階層不均問題的集體反思，然而，我們也必須警惕這樣的討論，可能會淪為一種「表面化批判」，僅止於情緒宣洩的道德性共感，而未能觸及到結構性的應有改革，這其中包括從薦舉流動到競賽流動、從馬太效應到階層震撼等所指向一個相同的核心問題，那就是，如何在不均衡的起跑點上，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人力資本運用環境？

此外，時代變遷帶來了新的挑戰，也賦予我們重新審視社會結構的契機，在全球化和科技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教育、職場和家庭結構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就此而言，我們需要的就不僅是個人層面的努力，更是集體層面的行動，像是：

1.教育公平政策：應加強對於弱勢族群教育資源的投入，例如提供更多免費課程、補助交通費用，以及設立跨地區教育支援計畫，明星學校也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推動多元招生政策，讓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能夠公平競爭。
2.強化社會性投資：除了教育，還應投入更多資源於公共福利，例如提供經濟弱勢家庭更好的住屋補助、職業訓練以及健康照顧服務，以減少家庭背景對於個人發展的可能限制或阻礙。
3.職場平權法案：應制定更嚴格的職場平等法規，例如禁止基於背景歧視的雇用政策，同時，推行薪酬透明化制度，以減少因家庭背景造成的職場壓力和衝擊，宜加強對經濟弱勢家庭出身者在職場中的支持，例如設立職場導師的扶手計畫。
4.文化素養提升：透過公共宣傳和認知教育，讓全社會更多理解資源落差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尤其是在學校中加入關於階層不平等與特權劣勢的素養課程，幫助學生理解社會結構，培養同理心和反思能力。
5.特權透明化：推動「特權量表」成為公共政策變革的參考工具，用以監測階層差距並制定相應措施。

五、結語
岳啟儒的故事雖然具有啟發性，但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臺灣社會中階層不均的深層問題，就此而言，我們需要超越個人成功案例，重新審視結構性不平等對於個人生活和社會整體發展的構造影響；連帶地，身處於這個不均社會中，真正的公平，並非只是靠個人努力即可達成，而是需要透過政策改革、制度重塑以及集體行動來實現，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翻轉階層世襲，讓每一個人都能在公平的起跑點上追求夢想與幸福。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1.18：「名校光環是『投胎紅利』？她考上北一女才驚覺資源落差：全班只有我爸是工人」）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