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根據2024年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的報告顯示，65歲以上人口比例業已高達23.06%，提前邁入超高齡社會之林，而高齡家庭數量的急劇增加，尤其是單人高齡家庭的暴增，更是彰顯家庭結構的快速變化，這也讓相與衍生出來的議題現象，是有進一步深究之必要。
根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的最新報告指出，截至2024年底為止，臺北市65歲以上的人口數占比達到23.06%，率全臺之先盛為超高齡社會的一員，值得注意的是，該項的報告同時指出，戶內全為65歲以上的高齡家庭戶數共計達到18.27萬戶，占全市比重的17.24%，較五年前增加 50.13%，尤其是單人高齡家庭更是一舉暴增74.85%，相形之下，核心家庭大幅減少，單人戶與夫婦家庭則是急速上升，著實反映臺北全市的家庭結構正以加快的速度，轉向單人化、高齡化、晚婚化、不婚化和少子女化挺進，而這些的變遷趨勢也跟臺北市本身的城市化進程和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有著密切的息息相關。
事實上，造成此一現象的歸因，主要有以下這兩方面，首先是臺北都會城市的高房價，使得許多年輕人不得不遷移往外縣市居住，導致代際共居家庭的比例下降，進而推升高齡獨居人口的比例，就此而言，從自願到被迫選擇的居住型態，實有必要進一步深究背後所潛藏的結構性限制因子；其次，臺北市居民所特有的社經背景特徵，也影響到家庭結構的改變，畢竟，高教育程度與偏高的不婚比例，使得許多單身人士在年長後多半就只能一人獨居，這也使得孤老族群逐漸成為高齡家庭的典型樣態，而該種的孤老現象不僅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更是社會結構和文化習慣共同作用的產物，尤其是當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促使高齡家庭的結構內涵，發生數量與質感的根本性俱變，但是，經濟發展與城市現代化時，是否同時也犧牲了某些更為重要的家庭支持與人際連結？
誠然，面對單人高齡家庭的快速增長，政府與全社會理應是要採取有效措施以應對潛在的衍生性風險，特別是「孤獨死」的問題，這其中包括：（一）首先，應加強在地守護的社區支持網絡，亦即，利用現有的民政體系來發揮社會性支持功能，特別是主動關懷獨居長者或相近的左鄰右舍，就此而言，社區的動能與動力，要如何得以被有效的啟動，這部分的典章制度、行政協調、服務整合和輸送機制，皆有通盤檢討之必要；（二）其次，應該推廣諸如「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生前契約」（Pre-need Funeral Agreement）、「意定監護」（Adult Guardianship by Agreement）等預作準備觀念，以讓長者能夠為己身老後生活所攸關到的就醫、就養事宜，提前規劃安排；（三）除此之外，如何藉由減法照顧的實作生活經驗，以有效推動高齡長者的社會性參與，藉此預防老人們的自我設限和自我隔絕於主流社會的群體互動；以及（四）最後，全社會也應該重視中壯年族群的老後準備，藉此避免未來出現「工作貧窮」的所得替代不足困境。
顯然，政府已開始重視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各項嚴峻挑戰，但是，在實際政策執行上，仍存在許多不足之處，畢竟，社會支持系統的建立，仍需更多的資源投入、政策創新和認知教育，尤其是如何有效整合社會資源、促進社區參與和觀念充權教育等方面，以此觀之，在地守護網絡尚未充分發揮功能，致使許多的獨居老人仍處於社會孤立狀態；此外，高齡者照護服務仍以消極被動模式為主，缺乏主動提供與整合性規劃，這也使得改善高齡者的生活品質，主要還是取決於長者個人動力或家庭支持而來的殊異境遇，更遑論於攸關到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預立醫療決定、生前契約、意定監護等等應有的預作準備實施，一直還停留在任意、自願、個別和殘補的認知基模範疇。
總之，隨著臺北市邁入超高齡社會，家庭結構的變化對於相關需求的有效滿足或風險事件的事前準備，提供更大的挑戰和更新的發想，遠地不說，扣緊都會地區所實有的人口外移和社經結構變化，據以催化推升孤老比例的增多，這也讓臺北市的『孤獨死』現象，恐怕會成為高齡人口下一波的發展危機，畢竟，這當中糾結有婚姻狀況、同住情形、經濟條件、社會性參與等諸多干擾變異，這也讓對於都會高齡長者的服務體系和輸送網絡布建，宜有必要和迫切以進行涵蓋整全、多層、分類、分級的分流處遇規劃對策和計畫方案。
請記住：一座城市真正的幸福，不僅在於它有多繁華，更在於它是否能夠讓每一位居民都感受到溫暖與尊重，就此而言，對於超高齡社會的變遷解讀，也就不全然僅止於老人數量的所占比，更有那些獨居老人在空蕩的房間，靜默中訴說著己身的喟然與無奈，藉此和繁忙喧囂的臺北城，形成一幅強烈的對比圖像，進而成為孤寂的尾聲？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5.10.28：「台北越來越孤單！老人家庭+獨居暴增，『孤獨死』成城市隱憂」）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隨著台北邁入超高齡社會，我們不僅要看到數據裡的人口變化，更要看到背後那些生活在城市裡的長者們，以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需要，也包含他們仍持續發光的生命力。
事實上，這樣的社會轉變同時也帶來新的契機。我們看見越來越多社區、組織與青年世代投入高齡友善的行動：社區共餐、陪伴訪視、銀髮志工、科技輔具應用、預立醫療的推廣……這些努力都正在一點一滴改變城市的面貌。這代表著台北不只是「變老的城市」，更正在成為「懂得與長者同行的城市」。
未來，我們或許該從「孤獨死的擔憂」轉向「共好老化的願景」——讓每位長者在老後，都仍能保有尊嚴、連結與選擇；讓每個社區，都能成為彼此守護、相互關懷的所在。唯有當社會以溫度回應老化，超高齡社會就不再只是挑戰，而是一段全齡共榮、共創的新台灣。
從脆弱家庭看高齡駕駛：誰能守護老年人的安全？
78歲老翁駕車肇事、家屬甩鍋政府未禁止老人開車的社會議題，看似單一的交通悲劇，實則揭示超高齡社會「家庭脆弱化」的現實趨勢。王順民教授在〈超高齡社會的孤影〉中指出，台北市高齡單人戶暴增74.85%，家庭結構正快速邁向「小型化、去連結化」，這意味著許多長者不再有穩定的家庭支持，也失去了與社會互動的安全網。
事件家屬「甩鍋」行為，表面上是責任推卸，實際上反映的是家庭功能的失衡。高齡長者仍開車外出，或許出於維持自主與自尊的需要；而家屬的焦慮與責難，則源自照顧壓力與內疚感的交織。現代脆弱家庭的特徵的確如此，在情感疏離、照顧資源不足與缺乏社會支持間，來回擺盪。
從社會工作的角度，事件家庭需要的不是指責，而是結構性的支持與預防性介入。若社區中能有長者行動安全評估、家庭照顧諮詢與駕駛能力再教育計畫，社工即可扮演「風險偵測者」與「資源整合者」的角色，在悲劇發生前介入協調。這不僅是交通安全的議題，更是社會安全網的斷裂修補。
盧泊霖的評論表示：「台北不只是變老的城市，更應成為懂得與長者同行的城市。」社工應以「家庭為單位」重新定義高齡風險治理：協助家屬理解老人的心理需求、建立溝通橋樑，並結合醫療與交通資源，協助長者在尊嚴中轉向安全的生活模式。如此，照顧不再是家庭的孤單責任，而是社會共構的實踐。
最終，這起事件提醒我們：「脆弱家庭」不是失能家庭，而是需要被看見的社會情境。當國家以制度補位、社區以連結支撐、社工以專業同行，老年不再是一場孤獨的風險，而是一段被理解與被守護的生命歷程。唯有如此，臺灣進入超高齡社會，才能從甩鍋的無奈走向共好的未來。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有許多單人高齡長者獨自居住於社區中，面臨著孤單寂寞的處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高房價、年輕人搬離市區之外，也和社會風氣有很大的關係。像現在很多人選擇不婚、晚婚，加上生活壓力大，家庭之間的連結越來越薄，長輩自然就變得孤立，而衍生後面的「孤獨死」。
雖然政府擬定了很多的方案政策，提供適合的人使用，但面臨複雜錯綜的案例，有時候也會措手不及。但只要大家給予身邊高齡者多一點關心，所謂的「在地守護」，不只是制度，也是一種彼此照顧的方式。
看了許多文章和新聞，高齡者不是沒有生活能力，而是缺乏愛與傾聽甚至陪伴，在社區中若是有人願意關心，他們就會重新打開自己重新與社區連結連找到歸屬感及溫暖與尊重。
截至2024年底，臺北市65歲以上人口已達23.06%，率全臺之先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這不僅是人口老化的象徵，也意味著城市基礎設施正逐步邁向老化。隨著高齡族群成為主要城市居民，政府更應檢視臺北市的環境設計是否足以回應高齡化需求。從老屋安全、街道無障礙規劃到公共空間可及性，皆為迫切課題。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截至2024年底，臺灣人口年齡中位數已達45.06歲，預估再過15年，超過半數人口將年滿60歲。臺北作為首都，若未及早在都市規劃與高齡生活建設上預作布局，勢必影響未來的人口流動與產業發展。倘能及時優化都市基礎設施，不僅能減緩結構性所造成的高齡風險，更能提升長者生活品質，讓老年生活邁向正向與尊嚴的發展。
閱讀這篇文章後，我深刻感受到臺北市在邁入超高齡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人口結構」的問題，更是「社會連結」的危機。數據背後顯示的，不只是23.06% 的高齡比例與單人高齡家庭暴增74.85%，而是一座城市人際網絡逐漸鬆動的寫照。當高房價、代際分居與不婚化成為普遍現象，老年生活便不再只是生理照顧的議題，而是如何在孤獨中維持尊嚴與安全的挑戰。文中提出的「在地守護網絡」與「預立照護決定」等措施，正提醒我們，超高齡社會的治理不該停留在醫療或福利，而是需從社區共生的角度出發，強化情感與社會支持。對我而言，真正的城市幸福感，不在於物質的繁榮，而在於能否讓每位長者都在有尊嚴、有被看見的生活中老去。這篇文章讓我重新思考，當我們談長照或高齡政策時，應該更重視「關係」與「陪伴」這兩個最基本的人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