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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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臺灣的財政困境，這使得老農津貼的發放問題，也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公共議題，如此一來，關於老農津貼的財政困境與未來展望得議題現象，實有其涵蓋從政策執行到社會保障的各項反思之處。

基本上，為了具體保障辛苦農民的晚年退休生活，政府針對年滿65歲且參加農民健康保險年資合計15年以上的農民發放老農津貼，發給的金額也會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每四年調整一次，以去年（2024年）為例，老農津貼的支出已高達新台幣502.04億元，老農津貼支出占據整體農業單位預算已近四成，受益人數約為51.55萬人，儘管受益人數有所減少，但是，津貼金額卻是逐年上升，如此一來，發放人數減少及其發放金額增加的反差拉扯情形，恐將更形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未滿65歲的農保被保險人，提繳農民退休儲金的覆蓋率僅34%，換言之，絕大多數的被保險人仍以老農津貼，為其日後退休的主要經濟安全來源，這部分除了顯有保障不足之虞外，更是直指該項老農津貼發放正當性的有待商榷。冀此，扣緊龐大的老農津貼預算所要面臨的財政壓力、只有三成左右的被保險人參與退休儲金計畫、依賴老農津貼的道德危險行徑等結構性運作限制，這也讓〈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作為該項津貼發放的法源依據，相與關涉的屬性、定位和執行，皆有與時俱進之增修或刪除的議論空間，從而避免淪為『津貼政治』的世代共輸之嫌。

誠然，老農津貼的發放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與經濟歸因，像是農業收入的波動性頗大，使得許多農民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及其難以穩定提繳退休儲金，導致處於勞動期間的所得維持不足和退休之後的所得替代不夠等雙重性困境；連帶地，未能進行結構性解套，更是讓老農津貼的發放以及應有的變革工程，成為一項尾大不掉的『雞肋政治』、『民粹政治』和『津貼政治』，尤其是隨其加劇而來的農民老齡化現象，更讓老農津貼的支出壓力，當只會不斷上升於難以仰望的脫貧天光。

至於，為了有效的減輕財政負擔，實有以下的應變對策：（一）提高農民退休儲金的參與率：透過政策宣導和補助措施，鼓勵農民參加退休儲金計畫，但是，如何制定農漁畜產收入所得的保障政策，便成為相對應的策進作為；（二）調整津貼發放標準：根據農民的實際生活需求，合理調整津貼金額，以達到更有效的資源分配，但是，如何讓保險與津貼之間的界線，更形廓清、明確，這部分所攸關到老農、青農、舊農、新農、真農、假農、富農、佃農、貧農等資格確認的身分獲取，是有通盤檢討之必要性，特別是應考慮分層次設計的津貼發放金額，以符合不同農民群體需求；（三）強化財政監管：對於老農津貼的支出進行嚴格的審計，以確保資金的合理分配使用，這部分所關乎到主管機關農業部的『預算政治』，亦有其回歸於需求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等效益評估和預算排擠的整體檢視之迫切性。

總之，在這裡的批判性反思，點明出來：儘管老農津貼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農民的基本生活，但其發放的正當性仍有針砭的反思空間，畢竟，過度依賴津貼的現象，反而會使農民失去自我提升動力和模糊經濟安全風險意識，長期以往，更是會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影響，如此一來，推動老農津貼的同時，理應考慮如何提升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自我保障能量和自我營生能耐等提問，也就是說，扣緊老農福利津貼的歷史沿革與環境脈絡，指涉出來當時候的老農津貼發放政策，主要是為了應對農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社會性生存問題，但是，隨其時代的變遷，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老農津貼的定位也應隨之調整，就此而言，老農津貼就不僅僅只是一項福利增進措施，更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生存權益維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況且老農津貼的發放不應該侷限於經濟問題，更是攸關到老農全人發展的社會性關注和社會性投資。

總之，老農津貼的發放問題，實乃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涉及經濟、社會、政治、財政等多方面交織因素的公共議題，政府理應在保障農民基本生活的同時，積極探索更有效的解決方案，以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全社會的族群共融性。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5.08.12：「老農津貼支出續攀升，審計部要農業部改善」」）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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