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以失智為主題和以女性照顧者視角為其主軸的《忘了我記得》Netflix臺劇，近期在臺上線播出，該劇主要是聚焦於失智症及其對家庭的影響，特別是獨生女兒在其照顧父親過程中所要面臨到婚姻和工作之間的角力拉扯，從而揭示性別角色、家庭責任及其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深層矛盾，然而，這也引發相關的議論批評，認為本劇過於強調傳統的孝道觀念，未能反映出臺灣當前長期照護體系的真實情況。
誠然，劇中描述面對父親失智後的女兒，就其婚姻、家庭、自我等多重角色扮演的人生選擇和生命文本之相互糾結，對此，民團期盼該劇的創作者，能夠放下24孝的枷鎖，藉此推動所謂「零家庭照顧者時代」的目標願景，然而，相與衍生出來的批判性反思，這或許才是考察的針砭所在，而非淪為某種另類道德綁架和情緒勒索的我執框架，這是因為：（一）包括出院準備服務、多元照顧模式選項等背離當前長照運作及其典章制度的戲中劇情，其所要被凸顯的何嘗不是關乎到長照資訊之正確、完整、充分、及時、透明和對稱與否的基本提問，如此一來，從國家機器到民團組織便有進一步思索如何因勢利導且借力使力的變革作為；（二）劇裡所展現跟現實生活脫節的各項景況，指陳出來乃是對於諸如生命權、健康權、工作權、經濟權、教育權、休閒權、休息權、社會參與權、社會保障權等捍衛家照者權利的基本提問和有效執行；（三）劇中編排女主角辭掉工作以返鄉照顧父親，除是履行盡孝道的文化主義外，亦有其復歸於家照者之「個體」、長照家庭運作之「制度」，及其少子女化之家庭變遷之「大環境」的綜融性思辨，況且還進一步牽動到意願、能力和結構性限制的交織難題；以及（四）推動『不離職照顧、不必然自己照顧、家庭不失和』的長照2.0目標，更是要有諸如長期照顧保險化、夥伴化、素養化及其人權化的機制設計變革。
冀此，包括從微視面的戰術到巨視面的戰略、從狹義的生理照護到廣義的長者全人發展，及其所關乎到「理念構面」之在家老化的生死於廝、「政策構面」之親屬責任的毒性壓力、「立法構面」之長照建置的典章制度、「行政構面」之長照布建的四大錢包，以及「服務輸送構面」之長照對策的多元分工模式，在在指陳出來《忘了我記得》臺劇的延伸性思索課題、議題和命題，當比想像之中來得深邃、複雜，特別是諸如“我們能不能再努力一次？我們的問題就是在於，我們都太努力了。”、通常我們愛上一個人的原因，喜歡的，跟最後討厭他的原因，都是同一個。”、“如果真的不行，爸爸會養你的。”、“我從來不覺得我爸爸會變老，但那天我看到他的背影，我忘了，人，都是一瞬間變老的。”、“父母是無法選擇的，但到了我們這個複雜的年紀，朋友總是自己選的吧。只有真正的好朋友可以看出我內心的憂鬱，我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做自己，做彼此的依靠。”、“人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題，而我選擇我能承受的。”、“有多少人在需要有人在的時候，真的有人在？單身只能怕寂寞，不能怕麻煩。因為沒人有需要為別人的人生負責。”、“要有人照顧，再大都要有人照顧。”、“活著，是身為人最基本的尊嚴，我們學了一輩子、遵循了一輩子。到最後，連要不要、能不能活下去？都只能仰賴另一個人的簽名嗎？”、“既然這場雨暫時不會停，就讓我陪你一起，就像你曾經陪著我。”、“我很害怕你突然就走了，但我更害怕你一直走不了。我很不孝，對不起。”、“我這輩子滿任性的，我不是個好爸爸，我不是個好丈夫，作為朋友我也不特別可靠，什麼工作都做不好。我沒機會做個好兒子，當然我也不是個好情人，但我想，我是個好人吧。”、“我這輩子最怕有遺憾，但也就是怕有遺憾，卻對不起很多人。”、“有些事，你準備得再久，發生的時候，你的難過一點也不會少。”、“你忘記，沒關係，我幫你記得。我不想忘記你，我會一直講，講到我也忘記為止。”等等劇中的催淚金句，藉此彰顯包括從原生家庭到己生家庭，以及從婚姻到工作的生命文本足跡，終究還是『陪伴』一詞所可敘說道盡的人生百味。
最後，扣緊無論是個體範疇或整體層次，當前臺灣地區的超高齡議題現象，已然是一項集體意涵的客觀事實，這也讓長者住院收治期間的照護需求，成為一項尾大不掉的棘手難題，這是因為：看得到的乃是來自於失能或失智、生理狀況、經濟能力、家庭動力等『需求端』及其地點時段、服務費用、機構看護、私人看護、臨時看護、住院天數等「供給端」而來的媒合、輸送和服務效能，但是，接踵於出院後潛藏於背後所牽動到長期照顧的量能與能量，直指出來關乎到長照家庭的動力運作和可能破口，這才是思索住院看護的思索針砭所在，畢竟，包括從預備照顧者、住院照顧者、新手照顧者、夜間照顧者、全職照顧者、資深照顧者、移工照顧者、喘息照顧者、機構照顧者、畢業照顧者到夾心照顧者等照顧歷程，會是從住院看護人才所延展出來的議題真義之處；連帶地，還有社會變遷對於家庭結構改變及其所帶來的衝擊影響，就此而言，迎接少子女化的生育模式趨勢，實有必要讓照顧議題，朝其去性別化和跨性別化之角色扮演的再次思考，如此一來，理當是要超越性別以面對有長照需求的家庭動力，究竟如何得以被有效的守住和協力。准此，從陪伴到結構變革的長照改造工程，方為道為本的癥結之處。
總之，關於『忘了我記得』臺劇的長照議題變遷性思考，除卻性別角色、照顧負荷等現實需求滿足外，亦有進一步擴及到銀光世代、第三人生、橘世代、減法照顧、自立生活、成功老化、樂齡快活、生產性老化、發展性老化、活躍老化、發展性老化、適性老化、孤獨死、極限村落、限界集落、家照者、居照者、主照者、外照者、受照者、鄰照者、共照者、自照者、新住民照顧者、通勤照顧者、移工照顧者、零照者、預備照顧者、住院照顧者、新手照顧者、夜間照顧者、全職照顧者、資深照顧者、移工照顧者、喘息照顧者、機構照顧者、畢業照顧者、夾心照顧者、主動照顧者、被動照顧者、因病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時制宜、長者動力、家庭動力、系統動力、深井效應、創傷知情、照顧極限、毒性壓力、照顧家暴、照顧殺人、長照悲歌、照顧難民、有人照顧、有專人照顧、有照顧素養的人來照顧、照顧文化、照顧價值等等，所相與堆疊糾葛的長照心智認知圖像，這也讓當代臺灣社會的長照巨石攻頂及其薛西弗斯困境，一直是處於挖東補西的左支右絀處境，而難以自拔。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自聯合新聞網，2025.05.30：「與現實脫節？《忘了我記得》談失智和照顧者心境，長照專家感嘆：還在講24孝」）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本劇環繞在失智症及其對家庭的影響。從兒童、青年、成年、壯齡年、中高齡年、老齡年、超老年，從原本一方的被照顧者變成照顧者，與照顧者變成的被照顧者，以及在面對轉換眾多角色的挑戰，其中的挑戰、壓力、抉擇、孝道、親情、感情等都是在烹飪名為生活的調味料，有時甜蜜如蜜、酸如檸檬、苦如咖啡、辣如辣椒，若不是當事者，則無法比擬。回到本劇想討論的議題，長期照顧議題，首先，在我們周遭不訪看到各式各樣的照顧者，有親人照顧、移工照顧、老老照顧、老少照顧、少老照顧等，想要知道的是這些照顧者是否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以及回流的教育訓練、講座等?二來照顧時間，24小時輪班、4小時、8小時以及是否有喘息照顧(有沒有休息時間)，三來壓力釋放，在持續提供照顧服務的情況下，照顧者本身是否有健康的身心靈，否則除了提供不好的照顧體驗外，嚴重甚至至人他死。因此現行法規在思考如何提供長照服務，除了人力、專業、時間等外，也因思考如何照顧照顧者，別讓陪伴存為最後的溫柔。
女主角在照顧失智父親的過程中，不僅失去了事業選擇的主導權，也背負著「好女兒」與「好照顧者」的文化枷鎖。這不只是一段家庭故事，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長照體制與性別角色分配的結構性矛盾。
劇中對照顧的描繪令人動容，卻也引起批評：是否過度強化「孝道」與個人責任？是否讓家庭照顧再次被視為理所當然？面對老化社會與少子女化的現實，光靠情感與道德綁架，根本無法支撐龐大的照顧需求。
從「有人照顧」到「有專人照顧」，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個人努力，而是政策支持、制度設計與文化翻轉。真正的照顧正義，不應只留給有能力辭職的人，而是讓所有人，在有需要的時候，都能在系統中被妥善接住。
《忘了我記得》這部劇以失智症與女性照顧者為主軸，描繪了一名獨生女在父親失智後，於婚姻、職涯與家庭責任間的糾葛，細膩呈現當代臺灣長照困境與性別角色的張力。儘管劇中仍帶有傳統孝道色彩，引發道德綁架之質疑，卻也成功激起社會對「零家庭照顧者時代」的深層反思。劇情中的非現實設定，反倒凸顯出台灣長照制度在資訊透明、資源供給、照顧權利保障等方面的缺口。面對高齡化社會，從住院照護延伸至長照體系的破口顯而易見，尤其對女性家照者更為沉重。本劇不僅觸動人心，更成為理解長照結構、照顧倫理與社會責任分配的重要起點。透過對照顧角色去性別化的再思考，提出制度與文化並進的改革想像，也讓觀眾在催淚金句與陪伴故事中，看見長照議題的複雜全貌與人性光輝。
人生因為情感的存在而精彩，家庭之中的情感維繫更是如此，劇中父女關係是一個現代社會良性的範例之一，即使成長過程中，遭遇了不好的傷害，成為單親家庭，但父親的愛，確實在這段成長歲月裡，讓親子之間形成一種安全依附關係，這份情感是彌足珍貴。
無奈生老病死是人生百態，身體健康可以預防，但沒人能夠給予保證，遇到總是需要去面對。
劇中女主角，為何會選擇自己來照顧父親？我想這件事與父親和她從小到大共同建立的情感與回憶有關。「我從來不覺得我爸爸會變老，但那天我看到他的背影，我忘了，人，都是一瞬間變老的。」
家庭之中她更珍惜的是突然發現父親瞬間變老的當下，有更多時間能夠陪伴父親。「既然這場雨暫時不會停，就讓我陪你一起，就像你曾經陪著我。」
我想人生最幸福的事其中一件就是，當你想陪伴、照顧自己的家人時，你有能力做到。
現今社會不利的大環境，物價高漲，勞動廉價，造成基本生活維持非常不易。
現實環境的種種經濟壓力，也讓劇中的女主角必須面對現實生活的困境使其內心掙扎，不斷地在親情與經濟困境中產生糾結、拉扯的矛盾心理。「我很害怕你突然就走了，但我更害怕你一直走不了。我很不孝，對不起。」
打開手機充斥著新聞媒體常常報導的長照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因為經濟不堪負荷造成照顧者身心疲憊及多重環境壓力。人畢竟還是得生活下去，經濟困境會造成生活沒有品質，難以生活。
回到現實社會情境，失智者該由誰來照顧，我們不能太主觀的來下定論，畢竟每個人的家庭成長環境不同，情感連結的深度也不是幾句話就能說清楚。
因此建議：
1.社會大環境的有利或不利，並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可以改變的，比如說勞動制度、經濟制度、物價指數，這都是影響基本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有賴政府通盤的政策改善，因此站在國家的責任上，應當給予家庭有效地援助與支持。
2.會出現長照悲劇的家庭，大多在經濟能力中下層的家庭發生，但選擇自己照顧還是給機構照顧，我們應當尊重家庭的選擇，並擬定不同選擇的處遇、輔導、協助方案。
3. 談個例子，桃園市政府6月起試辦「晚間型態臨托」、縮短定點臨托申請期限，以及優化線上申請介面，期盼打造更友善且具彈性的育兒環境，協助家長靈活因應照顧需求，我想這項服務確實貼近許多有需求的家長，這將會為不少家長解決工作、生活與時間之間的問題糾結。
反觀我們的失智者照顧服務，是否可以符合可近性、便利性、可負擔性、效率性、安全性、持續性、參與性、社區性、公司性等等更貼近不同照顧者的不同需求。這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4.獨自一人照顧失智長輩的家庭，照顧者做的事是否也是一項工作？那他維持生活所需的薪資應由誰來支應？或是有其他的資源來源來協助這也是另一種思考的方向。
最後還是期盼，未來訂定政策方案時，願意靜下心來，聽聽遭遇困境家庭的心聲，務實的了解他們真正的需求，這樣的政策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制度才會到位。
在台灣的社會文化中，許多女性照顧者往往因為性別分工與傳統孝道的期待，默默扛起家庭照顧的責任。即使身心俱疲，也鮮少願意主動求助，長期下來不僅造成極大壓力，也讓她們陷入孤單與耗竭的處境。
長照2.0已將家庭照顧者納入服務對象，但要讓他們主動接受協助，並不容易。老師常提醒我們：「先有陪伴，才有陪力。」這句話不只是對照顧者的叮嚀，也是社會工作者介入時的重要指引。與其急著推動服務，不如從肯定與理解開始：「你這麼用心地照顧家人真的很不容易，但你所愛的人，其實也希望你能好好照顧自己。」
當照顧者明白，自己的喘息與休息並非自私，而是延續照顧品質的一種方式，他們使用服務時才不會背負愧疚。更重要的是，我們永遠無法全然知道每一段照顧關係背後的故事與情感，因此不需急著判斷對錯，而是以鼓勵、肯定與溫馨的提醒，讓照顧者感受到：他們的努力與付出，是被看見、被理解的。如此一來，才有可能讓這條漫長的照顧之路，走得更穩、更有力。
這部戲讓人動容，尤其曾是照顧者，.
長照專家感嘆還在談24孝，與現實脫節…個人覺得24孝其實也傳遞了家庭互助、親情關懷的核心精神，不能全盤否定或視為落後.
女主盡孝道或盡家庭責任而辭去工作，並不代表否定長照制度，而是強調“家屬參與”在情感支持和生活陪伴上的重要性；長照制度提供照顧資源，家庭提供情感連結，兩者應該合作，不是對立.
在台灣社會，許多照顧者仍是出於孝心或家庭義務在承擔照顧責任，長照專家與其全盤否定孝道觀念，不如探討如何在現實基礎上強化宣導，並減輕照顧壓力，使孝道成為一種支持長照倫理的文化資產，而非阻礙.
當家庭發生照顧議題常會由配偶、女兒或媳婦等女性角色擔任照顧者，傳統家庭中認為女性對家庭的經濟貢獻較男性低，然性別平權議題已普遍受到重視，女性已在各行各業中綻放光彩，兩性薪資差距逐年縮減，但仍有許多家庭仍會以女性照顧者為主；我以前於醫院工作時，病床旁陪伴的家屬大多為妻子、女兒或是母親，偶爾看到的男性多為看護角色，也會聽到病患的女兒向護理師反映自己未結婚，不好意思幫父親洗澡等照顧上的議題，此時長照喘息服務資源便能透過醫院端提供予病患之家人。
而家庭是否需要使用長照資源，也需家人們共同討論，做決定的過程中亦會有許多考量，加上現今少子化的狀況，也會有獨自做決定的情形，這時如在意鄰里眼光、社會的期待或是對自己的期待等也會影響決定，故我覺得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居家服務、日間照顧、輔具租借等喘息服務，而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資源是否也能從醫院端提供家庭，於家庭發生有照顧需求前，主動陪著照顧者與其共同討論，讓照顧者或是家庭成員更有方向因應遇到的情形。
失智症，由於政府在媒體及醫療院所大力宣導，國人對於失智症的概念及警覺性相較於10年前提高許多。
醫療院所加以共照中心對主要照顧者的輔導或轉介長照機構人員的專業人員介入，使被照顧者及主要照顧者在照顧的的路上不孤單且能得到許多身心靈資源的使用及釋壓。目前失智症的主要照顧者已比10年前的主要照顧者，幸褔很多了。
然而，不變的是~
失智症患者需要的是一個伴而不是僅僅需要陪而已。
以及非人人負擔的起看護費或長照部分負擔的費用。
社會資源再如何的充沛，對於阮囊羞澀者而言，看得到卻用不到。
失智症患者要如何去尋覓一位能百分百放心的伴呢？
台劇忘了我記得，劇中女主儼然已有自己的人生伴侶，然，當她面對著自己失智父親時，要她如何去調適自己也去成為父親長期的伴呢？
失智症權威曹汶龍醫師曾說：陪伴陪伴，陪固然重要，但，成為失智症患者的伴更為重要。就如同母親對於嬰幼兒那麼樣的重要。
很喜歡本篇文章句末以薛西弗斯的故事來比喻臺灣社會面對的長照困境，身為一個存在主義取向的助人工作者，相對於旁觀者看薛西弗斯似乎對於看不到盡頭的苦力無能為力，然而如同濠梁之辯「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我們如何確定薛佛西斯是身不由己亦或是憑著豪壯的自我意志，選擇迎上這場無盡之路?
可以很肯定直言，每個人都會成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關鍵是「我要照顧誰?」「誰來照顧我?」假若身為照顧者的那天到來，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身體素質與經濟能力與社會資源?反之當自己成為被照顧者，則在那之前我們是否能布建足夠安全的照顧網絡，而非將所有照顧責任全押在少數家屬身上?
總結來說，我並不認為作為女性從事照顧工作就是一種身不由己，在少子化之下，未來人人皆是照顧者，如文章所言，並不是毫無資源，而是對於資源的熟悉度，與一夕之間成為照顧者手足無措的心情。
其實以現今台劇越來越貼近現代人生活，以「忘了我記得」這部影劇看到婚姻、家庭、醫療、長照……等議題可以衍生性思考。
衍生思考之問題所在：
（其一）夫妻之間門當戶不對，以及主角年幼的陰影（樂樂母親，幼年的棄養問題）凸顯了夫妻相處摩擦。
（其二）家庭動力（單親家庭，單爸一人照顧獨自照顧女兒，單爸老化只靠女兒照顧，女兒丈夫離婚無法從旁協助）
（其三）長照悲歌（照顧者樂樂被經濟壓力、全職照顧壓力無法喘息，被照顧者樂爸身：心靈經社出現問題。）
身體：隨著年齡老化出現了失智「阿茲海默症」。
心理：不願子女擔憂，選擇獨自承受。
靈性：子女已經許久未關心，少了親情陪伴。
經濟：因為為了負擔樂樂生母的醫療費用不得不貸款。
社交：好友相繼離世，人事物變遷。
針對以上破口我們不能框架在傳統觀念而是要全面反思我們要如何幫助這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幫助1：兩性之間及兩個家庭之間的互動協調，透過第三方（婚姻心理諮商師）來探討彼此的問題如何解決，找出兩人適合的調性，持續走下去。
2.單親家庭要如何支撐下去，提供家庭生活、經濟補助、教育補助。
3.照顧者的系統支持，例如：提供專人專業照顧（住院照顧、夜間照顧、全職照顧），讓主要照顧者喘息。
4.提前規劃退休後的生活延緩老化，參與社區活動結交更多人。
5.走向人生最後一里路，應該可以事前規劃ACP（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跟AD(預立醫療決定)
最後還是希望長者能選擇自己最適合的調性。
《忘了我記得》不只是親情劇，它是臺灣長照困境與孝道文化矛盾的深刻寫照。當我們談論失智症，往往聚焦在患者本身，但這部劇把鏡頭對準「照顧者」，特別是家中主要承擔照顧責任的女性角色——程樂樂。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強調「養兒防老」、家庭是照顧的核心。然而，在少子化、高齡化、家庭結構變遷的今天，這套觀念已無法支撐現實。政府雖推動長照2.0，但劇中情節反映的正是：當家庭找不到喘息服務、經濟與精神壓力無法分攤時，照顧者只能硬撐下去，直到情緒崩潰。
劇中的父親逐漸失去記憶，但社會對照顧責任的記憶卻停滯不前——仍把責任歸給女性、家庭、孝順，卻忽略制度、資源與公平支持的重要性。
長照，不該只是家屬的義務，而應該是國家與社會共同的責任。我們不該再把孝道視為無條件的承擔，而應該問：「在我愛你之前，有沒有人愛我？」這是對照顧者最溫柔也最迫切的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