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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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臺灣的托育服務面臨著許多挑戰，根據統計資料顯示，臺北市50歲以上的保母比例從6年前的70%一舉提高至78%，而新北市的比例也達到71%，顯現出來都會區域內保母的高齡化現象，已經是一項不容忽視的社會變遷趨勢，這也使得關乎到托育制度的建置工程及其背後所糾結的社會、經濟及政策等因素，有其進一步探究之必要，特別是都會地區保母高齡化現象所反映出來的人口結構變遷，這部分宜加強數據蒐集與分析，確切掌握保母年齡層分布、流動性及其未來趨勢，藉此制定長期因應策略。
基本上，高齡化的保母群體不僅反映人口結構的變遷，也進一步揭示家庭結構的量質變化，一方面，生育率持續下降和家庭規模的漸次縮小，導致對於居家托育服務的需求增加，只是，環視於學齡前照顧勞動市場的供需關係，可以供給的有限保母資源，因為受到像是人口老化、職業選擇及薪資水平等多重影響，而更顯奇貨可居，乃甚至淪為保母高齡化的某種道德性指稱。准此，在這裡的論述思辨，就不在於保母本人年紀偏高的質疑詰問，而是相與對應的托育素養有無與時俱進，至於，攸關到年輕保母有無意願的代際接棒，除了避免淪為某種年齡主義的人身歧視，甚而是將年長保母視為「托育危機」的根源外，更有必要針對當前居家式托育服務所應有的完備建置工程，藉此思索如何得以安在其心、其位和其職的相關配套措施，像是推動吸引年輕世代進入托育行業的整體對應政策，特別是提供職業導向的培訓、培力教育計畫，來讓更多年輕人了解此照顧行業的發展潛力。
再則，扣緊薪資水準與職業福利的命題思考，保母的薪資待遇問題也是不容小覷、忽視，僅以桃園市為例，保母薪資的漲幅僅為667元，高雄市則僅267元，這些數據凸顯了保母薪資低化的趨勢，畢竟，保母的薪資與其工作環境、職業認同感有其密切相關，當前的薪資水平無法反映保母在家庭育兒中的職位價值和工作重要性，這不僅影響保母的工作滿意度，更可能導致年輕人不願從事此一低薪、低就和低成就感的職業抱負，如此一來，更形顯露年輕世代接棒不到位的保母高齡化加惡情事；連帶地，居家式托育服務的運作困境也不僅限於高齡化、低薪化等結構性限制，還進一步地涉及口碑經驗、便利可及、公共服務、勞動型態、薪資水準、政府政策、家庭結構等多重因素，就此而言，單純的補貼措施並不足以解決根本問題，而是要從制度設計、服務質量及職業發展等多方面入手，這其中保母的勞動工作條件、最適工資和退休保障機制，尤顯重要。
總之，臺灣社會的托育服務面臨到高齡化、低薪化、社會認肯不足化等多重挑戰，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保母的職業發展，也關乎托育服務的育兒品質，如此一來，諸如提升薪資待遇、加強專業培訓、完善制度設計及其強化托育職業工作價值，以讓臺灣的托育服務有望迎來更好的未來，就此而言，該項安全、優質托育制度的典範建構，也就不僅止於官方的單純撒幣措施或臨托和延托之類的技術性操作，所能夠完備了事。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臺灣的托育服務面臨高齡化與低薪化的雙重挑戰，這不僅反映出人口結構與家庭規模的變化，也揭示了社會對保母職業的認同與重視不足。高齡保母的比例上升，凸顯了勞動市場上年輕保母的短缺，這要求政府不僅要提升薪資待遇，還需加強專業培訓與職業發展規劃，吸引年輕人投入托育行業。此外，托育服務的質量與保母的工作環境密切相關，僅僅依靠補貼措施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必須從制度設計和社會價值觀等多方面入手。整體而言，臺灣未來托育服務的發展，應該將保母的專業價值與福利條件視為重要議題，並在此基礎上創建更具吸引力的行業環境，才能真正提升托育服務的質與量。
托育服務的多重性難題，反映出制度設計與實際需求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政府推動公共化托育政策，期望提高育兒品質與家長就業便利；另一方面，保母這項工作卻長期被低估，薪資偏低、社會地位不高，導致人力不足與流動率高。此外，家長對托育品質的期待與市場提供的服務常有落差，讓選擇變得困難。制度應更重視保母的專業性與勞動價值，提升待遇與訓練機制，同時兼顧公私部門合作，以滿足多元家庭的實際需求。
身為一位年過50、二度就業、轉業投入托育工作的保母，我對台灣當前托育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有著格外深切的感受。這份工作於我而言，不只是謀生的選擇，更是我在人生下半場重新出發的使命與價值實踐。然而，當我投入其中，也逐漸看清了這個行業在制度設計、社會觀感與職業發展上的種種限制與不公，尤其是高齡保母議題被過度放大的現象，更值得我們冷靜反思與集體行動。
根據統計，台北市50歲以上的保母比例高達78%，新北市也達71%，這樣的數字看似驚人，但對我來說，它不是問題，而是現實社會的映照。高齡保母的出現，反映的是勞動市場結構的轉變、少子化下家庭對彈性托育的高度需求，以及我們這一代人願意用第二人生繼續貢獻所能的勇氣。問題不在於「年紀」，而在於制度與社會是否有能力接住我們這群仍願意為孩子付出的工作者。
許多人將「高齡保母」視為托育危機的根源，甚至懷疑我們是否體力跟得上、教養觀念是否過時。但事實上，許多與我同年齡層的保母不僅具備穩定的情緒管理與生活歷練，也對孩子有著更深厚的耐心與關愛。我常常在照顧孩子的同時，也默默安慰著焦慮的新手媽媽，這些看似「外行」的工作，卻是托育現場最溫暖也最關鍵的一環。
然而，現實也很殘酷。保母薪資長期偏低，即使在物價飛漲的今天，桃園市的補助漲幅僅667元、高雄更只有267元，這樣的待遇如何吸引年輕人進入？又如何讓像我們這樣已經邁入人生下半場的人感到這是一份值得投入的專業？二度就業者像我，原本就面臨轉業的不確定與不易，若制度再沒有相應支持，那麼不只是「斷層」的問題，而是整個托育行業都將陷入勞動力枯竭的惡性循環。
我們也要看見，托育不只是「看孩子」，而是一門結合教育、心理、醫療與家庭溝通的複合專業。當社會與政府對這份工作的價值仍停留在傳統家事勞動的視角，自然無法吸引更多新血加入，也難以提升整體托育品質。
我呼籲政策制定者與社會大眾，真正正視保母工作的價值與貢獻。首先，應建立健全的培力系統，特別針對中高齡、二度就業者設計友善的訓練與再學習方案。其次，提升薪資與保障制度，讓保母工作不再是「過渡」選項，而是一條穩定且值得投入的專業生涯之路。再者，改善社會觀感與尊重，讓我們不再需要為自己工作的正當性辯解，而是能受到應有的肯定與支持。
我始終相信，孩子是社會的未來，而我們這群照顧孩子的保母，也應該被視為國家重要的育才夥伴。從我個人角度出發，這份工作不僅給我新的職涯希望，也讓我重新與生命的活力連結；然而，若這條路只是靠個人熱情與理想苦撐，終究難以長遠。
讓托育成為一份受尊重、有保障、有未來的工作，才能真正解決保母高齡化的問題，也才能讓台灣的孩子在安全、溫暖與專業中成長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