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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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關於兩岸用以搶救少子女化措施背後所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結構性意涵，是有加以延伸性思考之必要。
首先，資料指出2023年之際，中國的總人口數為14億967萬人，相較於2022年著實減少了208萬人，這已經是連續2年所出現的人口負成長發展趨勢，至於，2023年出生人口902萬人、出生率6.39‰，更是創下歷史的新低，對此，中國政府機關透過各種手段方法以達到人口增加之目的，如此一來，也讓『社區催生電話』的構思運作應運而生，誠然，祭出『喂，您好，請問上次月經什麼時候？有沒有生孩子的打算？』之類的詢問說辭，實難收其以換位思考之效，就此而言，要如何借力使力以提供包括健康檢查、夫妻會談、心理支持、經濟扶助及其社會參與的整體配套調控措施，這也指陳出來：關乎到生育與否，這已經不再只是限定於個體自為範疇的一項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而是直指「個體－制度－大環境」之於國家穩定發展的某種公民活動選擇，畢竟，包裹於從早婚、適婚、遲婚、晚婚、延婚、晚婚、試婚、再婚到不婚，從誘生、利生、催生、好生、難生、再生到多生，以及從不想生、不能生、不敢生、不必生到不用生等新生世代的認知行為處境，過往處於什麼年紀就該做什麼事的社會化過程，已然隨其社會環境變遷而產生價值觀念及其認知基模的世代改變，如此一來，看得到的是『不婚、不生、不養、不畏懼離婚』的新世代行為舉止，看不到則是扣緊個人主義、存活挑戰、仰望未來等潛在性發展危機。
事實上，關於搶救少子女化的命題思索，台灣政府在這方面的各項因應對策，一直也是處於束手無措困境，遠的不說，過去的8年至今，針對《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1）（107-113）（107-114）》的目標管理，中央政府每年皆編列有新台幣1千億元起跳的預算，只不過，新生兒的出生率卻是不升反降，這也讓行政院國發會明年（2025年）一方面思索如何再藉由包括強化不孕症解方、開放單身女性人工受孕、協助養育、減輕住宅負擔以及解放照顧父母壓力等各項優化方案，編列高達1,177億元經費來推動少子化對策，另一方面，則是將年輕人不婚不生趨勢的歸因事由，歸咎於是沒有找到理想結婚對象之故的思維邏輯，如此一來，不僅漠視諸如就業低薪、物價通膨及其昂高房價等結構性限制因素，更因為晚婚、遲婚、少生、難生的加惡效果，致使少子女化所造成的滾動影響，將有如雪上加霜般無法抑制和困難翻身；連帶地，包括從各種誘因條件之『實招』、相關限制懲罰之『硬招』、補助凍卵之『虛招』、托育服務之『軟招』到撒幣給錢之『無招』，突顯包括幼齡、大齡、高齡等不同人口世代所相與糾結的，這又豈止於人口紅利或人口赤字的兩相拉扯。
最後，同文同種如海峽兩岸的中國、台灣，面對高齡子女化的人口發展趨向，實有其「存異」與「求同」之處，但是，當不婚、不生已經內化成為集體性意涵的認知基模或心靈結構，那麼，諸如催生電話、人工受孕、育兒津貼、托育補助、紓解生養壓力以及減輕住宅負擔之類的工具手段，已然是陷入某種強弩之末的困獸之鬥，就此而言，少子女化趨向的惡質、惡化和惡夢，沒有最壞，而是只有更壞。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近年來，少子女化不只是在人口統計上的變化，也是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文化觀念轉變等多個因素相互影響而成的結果。生育率下降並非一夕之間，而是隨著社會發展，逐漸顯現出的趨勢。
中國政府對生育率下降的問題，最近採取『社區催生電話』這種直接干預的政策，雖然展示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卻造成擾民還進而產生負面效果。同樣地，台灣也面臨著少子女化的問題，將晚婚、不生歸因於個人選擇，試圖透過各種政策手段來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無論是中國還是台灣，政府都傾向通過經濟來鼓勵生育，可這些政策往往只會聚焦在經濟層面，從而忽略其他影響生育決定的因素，例如個人價值觀、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就業機會、社會支持及政府政策等。
中國與台灣的少子女化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生育意願的問題，需要重新審視現有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改變傳統的生育觀念，思考如何營造一個友善生育環境，為人們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支持，而不是強迫性的干預。
目前正處於適合生育的年齡，但也常在和另一半思考要生小孩嗎？是什麼原因讓我對生育猶豫不決呢，以下是我的想法：1.教育提升2.通貨膨漲3.環境複雜4.觀念改變，綜合之下以注重生活品質為主。
首先，1.教育提升：現在普遍教育水平提高，以升學為優先，進入職場的時間普遍比較慢。晚婚晚生的族群變多，也多為雙薪家庭，家庭結構的組成跟過去不盡相同。2.通貨膨脹：我小時候一個雞腿便當50元可以買得到，到現在要破百，機車過去3-4萬可以買到，現在7-8萬是基本的，甚至上看10萬，更不用說房價直直飆漲，房租也跟著漲，養房養車養家庭越來越難。3.環境複雜：網路快速發展，詐騙猖獗、假消息及媒體的恐慌自眼等需要辨別正確性的資訊變多，社會生存壓力大，也會擔心小孩長大後，社會環境會不會變得更加混亂。4.觀念改變：從以前的「多子多孫多福氣」，到了「兩胎剛剛好」，但現在年輕人普遍不婚不生，希望照顧好自己再照顧好別人，以自我享受為主。要真正改善生育的方法，我想是很長的一段路。
人口出生率下降不僅僅是台灣，而是廣泛於世界趨勢，撇除掉印度地區之外絕大多數國家出生人口都面臨極大的挑戰，甚至已然是國安問題，可現代人選擇不生的緣由可從不婚主義、自我主義、求生需求等等都有相關的原因。
台灣出生人口下降更多來自於台灣的社會結構的改變，從當初的農業社會急需大量勞力人口開始，當時的人們都會想要多生一點可以幫忙家裡的經濟收入或者是需要壯丁可以從事行業來幫助家裡，以及當時的戰後嬰兒潮，可以說當時的人們是瘋狂生育下一代，更是有傳宗接代的思想傳遞。
進而轉到現代來說，因為社會結構的改變及經濟上的低迷，更是有自我享受主義的出現，比起過去人來說自己過得好最重要不像過去的時代社會注重於家庭家族的思想，都會是造成出生率下降的主因之一
現在的年輕人都會把我自己都養不活自己了，要怎麼結婚生小孩？這樣的話語掛在嘴邊，更呈現了對於未來的擔憂與不信任。
台灣如果要改善台灣人口的出生，最重要的第一線將會是反應在台灣經濟的層面上，如果可以改善或許能夠讓新一代的年輕人可以有養育下一代的意念。
不否認隨世代發展，結婚生子非一定要出現的人生劇本，然台灣年青人選擇不育，主要原因仍歸究在養育下一代所要付出的劇大負擔，高房價、高物價、低薪等經濟因素外，接連出現保姆和幼兒園老師不當對待和性猥褻幼童的社會案件，也反應出在育兒相關制度上的不完善，加上隨人口老化，已非傳統社會一樣有充足親友資源，單薄的小家庭掙扎在以上大環境壓迫下，故雖政府持續有意促進提高生育的計劃，但推動的進展距離理想仍遙遙無期。
當前政府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在生育與養育方面採取許多補助措施，但是重新審視少子化的核心原因，其中包含社會、經濟和文化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
先是經濟壓力養育子女的成本（如教育、醫療、住房）居高不下，使得年輕人對生育望而卻步；其次，性別角色與負擔不均，因生理因素，社會價值觀對女性的單方面期待，政策側重於女性，卻忽略了男性在角色分擔中的重要性，變相進一步加劇性別不平等，使婚育意願降低；最後，現今加班文化與缺乏彈性工作制度，使得男女都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再加上社會價值轉變，相較於傳統的家庭價值，年輕世代對個人自由、事業追求的重視程度上升。
少子化的解決需要更全面且多角度的政策與文化變革，不應僅聚焦於簡單激勵措施，而應從整體社會架構出發，減輕年輕世代的生育壓力，並促進性別、職場與家庭生活的平衡。
一則以少子化為議題的文章，本文針對中國與台灣面臨的少子化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對於各自政策措施的困境與共通性提出觀察，並強調問題的結構性根源。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而產生價值觀念及認知基模的世代改變，在中國大陸面對少子化的問題，已採取多種策略試圖扭轉人口負成長的趨勢，如:放寬生育限制、延長產假與陪產假、提高生育津貼，從政策面、經濟支持、社會服務與輔助、文化與價值觀、地方創新措施等策略；台灣的少子化策略涵蓋經濟、健康、教育、職場與文化等多方面，但效果仍受高房價、低薪資等結構性因素限制，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台灣政府與中國大陸，雖展現了政府的調控能力與資源投入，但仍需解決結構性問題，尤其是經濟壓力、性別平等以及育兒文化的現代化挑戰；少子化問題的破解需要制度性變革與文化觀念的深度調整，而非僅靠政策工具的堆疊與補充，如何改變年輕一代的價值觀與減輕養育負擔，將是關鍵所在。
少子化已經是當前許多國家的重大問題 ，這不僅影響經濟發展，也對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尤其在台灣，少子化現象日益明顯，出生率持續下降，人口結構老化，造成了各種挑戰。對大多年輕人來說，結婚與生育的意願逐漸降低，主要原因來自於生活壓力、經濟負擔、以及自我實現的追求等多方面因素。
在過去農業社會時，生育多子被視為有助家庭經濟和支撐勞動力的選擇。但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現代社會中工作壓力大、房價高昂、育兒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多數的年輕人不願意再承擔生育所帶來的重擔。而且現代人更注重個人生活品質，追求自我實現，使得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受到挑戰。
對於現階段要解決少子化問題的話，我認為政府需要從改善經濟環境、降低育兒成本和改善社會福利等方面入手，來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願。若能夠創造更有利的環境，讓年輕人有更多的選擇與機會，或許可以在未來逆轉少子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