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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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嚴到總統直選以迄於政黨輪替,台灣的國力與實力業已逐漸削弱於不斷的內耗之中,特別是每逢定期的各級代議士選舉,這也使得關於從『津貼政治』、『津貼王國』到『津貼亡國』的衝撞性議題,便有其嚴肅思辨之必要。

五千多年下來被統領的政治認知基模,卻是讓主權在民的直接選舉,轉換成為某種兼具信仰意涵的政治意識形態糾結,如此一來,從個人到政黨或政治的信仰認同,標舉人民作主的運作真義,依舊無法有效推動公共事務之於理想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社會性對話,連帶地,選舉期間的各項政見主張,更是糾結於『信仰』與『真理』之間的相互拉扯,進而未能顯現出來民智已開的公共議題詰辯,尤有進者,復歸於各種加碼給付的誘因結構,更是讓「津貼、津貼、滿天下,有選舉,就會有它」的突兀、迷亂情事,散佈於每一次激情選戰及其政權保衛的『津貼政治』之中,渾然忘我且成為『津貼王國』及其相迎而來的『津貼亡國』,據以成為當代台灣社會一項重要的國家發展破口。

誠然,本該屬於非常態手段和非常措施的福利津貼給付,卻是直接跳過對於社會促進、社會融合、社會補償與社會賠償等等「福利津貼」(welfare allowance)概念內涵的廓清討論,而逕至於條件放寬且不斷加碼的『討好政治』,如此一來,也讓應有的財政紀律,嫁接於選舉大位或勝選席次上;連帶地,即使已經從2012年建立社福津貼的調整機制,並且按其每四年參照消費者物價指數,來作為調整津貼給付標準的規定,但是,理應是要在明年(2024年)才須進行檢討的各項社福津貼調整機制,卻也因為加溫的選舉效應,進而綁架於不可探測的『津貼政治』深淵裡,除了帶來相互加碼的競價效應外,更是讓民眾沾沾自喜於該項自動且擴增之於補助、扶助或津貼屬性的現金給付小確幸。

冀此,藉由經濟安全的人性需求,創造出來現金給付的津貼供給,只不過,該項供需的對應法則,對賭人性誘因、政治市場及其不盡然成熟的公民社會,致使福利津貼的給付供養,成為了包括國家機器、朝野政黨、各個候選人或主政在位者食髓知味的應變巧門,而此一『好康獲得免費福祉』的福利津貼,除了淡化或模糊掉權利行使及其責任義務的對稱性意義外,更是將該項『小貪、常吃、多拿、可撈』之免費或少付的獲利行為,內化成為某種認知態度的心靈結構,甚或是擴充至無所不在的公共事項上,像是欠缺對於費率精算、財務自主之類的社會保險制度,抑或福利服務輸送之於權責不對等的覺察反思。

舉例來說,超高齡社會及其少子女化所產生的加乘效應,也讓多重宇宙角色扮演的『照顧難民』,成為長照悲歌結構性限制的犧牲者,如此一來,扣緊社會行動、社會結構、文化、權力與社會關係在內的社會學想像,直指出來『津貼認知基模』也是這其中一項的關鍵性因子,遠地不說,未能正視合理聘僱費用之「交易成本」以及其他照護選項之「機會成本」的脆弱人性拉扯,而讓外籍看護的中介引進,成為現行長照家庭應急或應變的不二法則,此一漠視對於移工的勞動權益抑或是切斷對於機構養護穩健運作的建置工程,其所增生出來的棘手難題,將遠超乎於廉價外籍看護的人力耗損,至於,目前到宅性質的居家服務,受限於16%的自付額度,要不是出現將長照資源用到足夠以及吃到飽額的脫序情形,便是衍生照顧工作外包化、商品化的異化情事,就此而言,當可思索有必要將自付額度從16%提升至61%,藉此彰顯權責不符、資源排擠、財政懸崖的惡化危機;連帶地,借力使力於該項61%與16%之於45%的自付額度差距,更可導入不同長照家庭之於健照教育充權的培力課程,以讓非局外人的家照者、居照者、主照者,皆能成為減法照顧且自立生活底下的自照者。

總之,只有個人沒有公眾、只有小利沒有共好、只享有沒有付出、只有權利行使沒有責任義務,以及只有當下並沒有銜接未來的『搭便車』(Free-rider)心態,這也讓選舉為重和勝選為要的台灣社會,已經從『津貼政治』、『津貼王國』演進到『津貼亡國』的津貼國度,更遑論還有破壞依法行政的『框架』及其漠視制度設計之於『體制』的知法玩法行徑,以此觀之,『津貼王國』與『津貼亡國』就不只是一字之差,至於,『人性陷阱』和『道德陷阱』也不再是一線之隔,背後共同實有的乃是脆弱的公民素養,所謂世代傳承之於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的生命共同體概念,更是早早拋置於九霄雲外的遙遠天邊。

好一個「津貼亡國論」的迷思與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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