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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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公布去年（2021年）的人口統計，去年一整年出生人數僅有15萬3千多人，已然是創下史上的新低，至於，死亡人數則為18萬3千多人，則是連續第二年高於出生人數，也就是說，呈現連續兩年人口負成長的變遷趨向，再加上今年（2022年）又適逢虎年，出生人數恐將再次探低，對此，主管機關衛福部社家署強調將持續加碼各項育兒補助措施，不過，各個民團則是提醒，挽救生育率的重點乃是在於包括改善年輕人住房政策、友善孕婦的職場環境、鼓勵男性請陪產假和育嬰假等相關布建，藉以促成更為平等的性別分工。

誠然，關於人口負成長之於少子女化對策的若干商榷，還是存在著有待廓清的議論之處，這其中包括關涉到「需求端」的效益評估機制，如何有其從需求評估、過程評估到結果評估的有效機制設計；再則，「供給端」的策進措施，則是除卻福利津貼、福利服務等政策性作為外，理當是要有提升到社會安全的體系性規劃，連帶而來的國家機器、企業雇主、勞動階級，又要如何取得多方平衡的運作共識，這似乎突顯出來當前各項的催生措施，比較是殘補、消耗、短暫和一次性質，以至於，無法達到量質兼具的催生作用；至於，從「媒合端」、「輸送端」到「績效管理端」等技術性操作，更是過於聚焦在『生育』一事，進而忽略了前因後果的串聯思考和通盤考量，終究是讓理性抉擇的機會成本，遠遠超出請領福利津貼的交易成本，甚或是出現人性取巧的道德危險行徑。

冀此，跳脫人口負成長之於少子女化對策的工具層次，那麼，回歸於規範層次的相關發想，包括有「婚—生—教—養—衛」的命題意旨，是要有從階段性的『存異』到轉折性之『求同』的併行思考；至於，標舉「安居—樂業」、「願婚—樂生—能養」的關懷旨趣，在在說明不宜將催生措施給予某種複雜問題單一、單純化的片面考量；連帶地，扣緊「個體—制度—大環境」的考察架構，那麼，對於少子女化生育趨勢一事的論述探究，是要有整全多層的關照議論，這是因為：首先，從適婚、延婚、晚婚、遲婚、晚生、少生、不生到不婚，實乃是一項兼具集體意涵的社會性行動，如此一來，各種的催生措施，就不全然只是限縮在兩性抑或女性的個人身上，而是須就其個體社會化的成長過程，究竟那些的認知態度、心理捷徑，被涵養成為某種的『不婚—不生—不養—不畏懼離婚』的認知基模，畢竟，從過往給予子女名份的婚生子女，到如今不想傳宗接代就毋須成婚況且結婚又非得生子的觀念轉變，點明出來在這裡急須正視的乃是社會變遷所衍生出來諸多變異的家庭形態及其功能內涵，這使得相與對應的多樣家庭政策和支持服務體系，方為正本溯源之所在。

以此觀之，各種的權宜措施，像是從不孕症的送子鳥方案到產檢假、產假、陪產檢假、陪產假、育兒津貼、托育補助、育嬰留停、親子館等學齡前的福利津貼或福利服務，自當還是要回歸到到家庭制度、政經制度、勞動制度以及背後人口、文化大環境的整體布建考量，至於，林林總總的催生措施，更是要有從戰術到戰略以迄於從工具範疇到規範層次的貫通性思考，遠地不說，針對國人多半有虎年不宜婚嫁生子的傳統觀念，如何有其破解之道，特別是嫁接於世代賡續的關懷意旨上，藉此達到代代薪傳的共榮目的。

最後，聚焦於個人、家庭的少子女化對策，是要有從私有財以進一步擴及到公共財的必要性思考，這也使得從彈性伸縮、有所選擇的『得』到依法辦理且強制規定的『應』，欠缺作為最終父母的國家角色積極扮演；連帶地，從照顧、照料到照顧所攸關到家庭得以穩健運作的服務措施和網絡建構，指陳出來如何將少子女化與高齡化，鑲嵌於從父母到旁人、從子女到專人、從家內到戶外、從支持到保護、從常態到喘息、從經濟扶助到全面支助的整體布建，特別是後福利社會裡責任義務要多於權利行使，所必須要有的照顧素養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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