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貽婷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根據主計處統計顯示，去年（2019年）台北市竊盜案件嫌疑犯的年齡層，以中年（40-64歲）共計2,080人最多，占48.15%；壯年（24-39歲）計 1,180人，占 27.31%次之，合計皆超過七成，不過，65歲以上老年的竊盜犯罪情形也出現逐年遞增現象，較十年前增加 2.72倍，這多少顯示竊盜案件嫌疑犯的犯罪年齡，已經出現老齡化的發展趨勢，誠然，傳統的思維觀念裡，「年少血氣方剛」、「中年盛氣凌人」之於年齡相關的行為特徵或人格特質，很容易歸因係為該年齡層的犯罪因素，但是，又何以在耳順之年的高齡者，還會走上犯罪一途？顯然，高齡犯罪的背後，是潛藏著深刻且難解的社會難題。

對此，有學者針對高齡犯罪人提出以下分類：

（1）高齡始犯罪者：首次實施犯罪時就已經是晚年的人（類似日本高齡初犯）。
（2）高齡持續犯：從少年時期開始，不斷地實施犯罪，並反覆進出監獄多次，進入高齡期之後，其犯罪行為仍未間斷（類似生涯持續累犯）。
（3）長刑期高齡犯罪者：在年輕時就因犯罪行為而被宣告類似無期徒刑，或是三振法案等刑事司法體制上之長刑期受刑人，這些受刑人終其一生幾乎都是在監獄度過，使其刑期的尾聲正好符合高齡者的要件。（Stan Stojkovic，2007）

就其美國高齡犯罪人的分類當可發現，在高齡社會裡，高齡者犯罪人口總數增加，也直接地導致「高齡初犯」現象的惡化，這也讓扣緊「高齡犯罪者—法律體系修正—社會人口結構」或「個體—制度—大環境」的論述架構，宜有進一步正視高齡社會問題存在之必要，特別是台灣社會，對於「亂世用重典」的期待，法律體系皆以「一罪一罰」、「提高假釋門檻」等方式因應之，如此一來，造成越來越多的受刑人必須要在監獄裡待更久的時間才能回歸社會；同時，這種嚴懲化的法律體系，也直接造成「長刑期受刑人」增加，出現從「年少關到白頭」的突兀現象，成為高齡受刑人之所以增加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根據日本政府在2017年所發佈的數據顯示，日本60歲以上罪犯佔全國監獄人口數的2成，比10年前多了4倍之多，這其中許多老人都是入獄6至7次的累犯，即使他們出獄後，有25％會在兩年內再次入獄；再則，統計也指出，監獄光是收容多一個人，包括人事費用、餐費等，至少多支出300萬日幣（約台幣80萬左右），這也讓高齡犯罪問題成為日本政府眼中的燙手山芋，更是出現經濟弱勢的「下流老人」慣用犯罪來頤養天年，把監獄當成養老院般之另類老年貧窮化的衍生性問題；另外，由於人口高齡化，長期照顧更成為重要的議題，這其中又以「老老照護」現象，背後隱藏重大的危機，這是因為：當高齡者在其彼此的照護過程中，若果有一方出現障礙、癱瘓、重病、重衰等現象，對於另一半來說，勢必會因為所帶來沉重的照護壓力，而引發「照護疲勞殺人」的人倫悲劇。

放眼世界高齡國家所面對「照護人力的短缺」的問題，各國紛紛以跨部會或是提升到內閣層級，以尋求相關的因應對策，相形之下的臺灣，卻是持續放任照護人力政策，進而出現迴盪於勞動部、教育部、衛福部之間的多頭馬車，該如何在面臨老年貧窮化的社會隱憂之際，針對照服人力嚴重不足及欠缺認知症專業照護人才之困境，以提出有效因應解決方案，藉以減少可能接二連三出現的長照悲劇發生。

總之，根據內政部於2017年的統計，臺灣60至69歲犯罪人口在這10年來不斷增加，老人與現代社會的孤離、少子化的親子疏離、對科技產品的陌生等，都有可能讓老人處於孤獨、不安轉為暴躁的心情轉換，並且透過犯罪，以讓外界注意到自己的孤獨性存在；尤其，台灣的法治教育一直是落後在智育教育之後，美其名我們強調德智體群美，但是在「群育」中的團體生活規範以及法律規定，向來都是最被忽略的教育環節，復加以近年來台灣因人權以及社會的快速進展，法律修訂也較以往來得迅速且多元，對此，該如何針對高齡者以落實應有的法治教育，藉此降低高齡長者的犯罪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