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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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於電視的公辦政見會以及近來防疫指揮中心的記者會等公開場合，都可以看到手語翻譯員為聽損者進行現場的轉譯內容，殊不知，現今的臺灣社會裡，超過十二萬名的聽損人士，卻只靠三百多名的手譯員為他們進行轉譯，這當中多為臨時工作性質，同時，也因為有一搭沒一搭的工作機會，欠缺相關的保障機制，如此一來，手譯的服務品質也跟著走下坡，進而損及到聽損者知之基本權益的應有保障。

事實上，除了在電視裡可以見到手譯員矗立於一旁的突兀身影外，早於議會的公共殿堂譯或是聽損者的特殊需求滿足，亦有相關的傳譯服務，只不過，缺乏對於該項傳譯服務的性質定位與角色功能，導致現行的傳譯服務比較是屬於被動、消極、殘補、枝微和零散，進而少掉了以聽損者為主體的相關發想，更遑論於從手譯員之於數量不足到服務品質堪虞的諸多結構性限制，如此一來，一方面在公共事務上的社會性參與，聽損者除了無法確保應有知的權益外，也缺乏由下而上的表達性需求管道，此一怯弱、不足的公民權利，是有嚴肅看待的必要；另一方面，比較偏屬於私領域的個別事務，也因為該項翻譯服務的資訊正確、完整、透明、充分、對稱和便利，欠缺整體的機制建置，致使攸關到諸如就業、就醫等基本需求的有效滿足，就有如恩寵般以等待主事者的德政施惠。

准此，在這裡的針砭所在直指的乃是公民政治如常的體制運作裡，是有必要從主流到邊緣、從一般到弱勢以迄於扣緊弱勢中的極端困頓者，藉此提供積極性差別待遇的補強措施，換言之，如何徵別從不同弱勢族群的對象之間到同一弱勢者的項目之內，及其所關涉到的需求滿足與風險規避的配套措施，這對於致力追求福利社會境界的臺灣來說，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連帶地，對於擦肩而過的聽損旁人，您、我也是少了來自於現場觀察、自我覺察抑或是結構考察的社會性反思，以至於，和這一群已然是處於社會性孤立的小眾族群，更有漸行漸遠的人身距離，乃甚至於出現深植、既成的社會認知基模。

以此觀之，相關的發想提問包括有：手譯員的編制究竟是強制規定還是彈性作為，前者係屬於基本權益的應有保障，後者指涉的會是某種福利增進的額外加給，就此而言，從中央的立院到地方的議會等法案審理，以迄於關乎到聽損者就醫、勞動等相關的需求滿足，理當這是用以保障公民權利應有的概念內涵，顯然，對於高居所有身障族群極大比重的聽損人口來說，臺灣一地還是欠缺依法行政、依法辦理的積極作為，如此一來，理應是要在公共事務的公民參與上，推動傳譯服務與手譯員等機制設計的常態性運作，至於，大眾傳媒的電視影像，也應該針對該項體現公平正義的社會性投資，率行於電視新聞頻道上的手語傳譯服務，甚至於，新書發表或藝文展演之類的大眾溝通，都應該是要有對於聽損者推動藝文教育的公民社會責任。

總之，因為疫情記者會手譯員沒有配戴口罩，引發了對於聽損者之於『無知之幕』的諸多迷思，誠然，對於聽損者的「無知」，可能是來自於「不知」，但是，至少，不要一直都是處於「後知」且不思索作為公民一分子的「應知」，就此而言，改變就從切身做起，以多些對於聽損人士包括視覺溝通、傳譯品質、自我概念、職業探索、生活適應、工作調適、就業維繫、勞動權益、就醫看診、司法服務、社會參與、健康促進、族群融合、標籤汙名、後天失聰、科技輔具、婚姻擇偶、家庭支持、生命歷程抑或是老後人生的社會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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