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貽婷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從『大學女教師可兼顧家庭工作？19位學術媽媽的真實日常』文章中提到，對於育有小孩的大學女性教師，一般人很容易有兩種極端的刻板印象：其一，認為她們的工作享有彈性工時與地點的優渥條件，能輕鬆兼顧家庭和工作；其二，認為她們的工作績效不好，無法像其他單身或男性學者全心投注於工作中，容易拖累組織表現或是造成同僚負擔，然而，在高教服務的女性教師，身處在家庭與工作的拉扯中，是否因為工作性質的相對彈性而更加適應母職的角色扮演？還是面對不同角色之衝突下，是否在協商過程中會讓工作與家庭產生變質？對此，在置身於新大學情境中，從家庭與工作之跨領域、白天與晚上之跨時間的學術媽媽面臨「智性母職」，如何與不同的社會期待來協商，甚至能有轉化性意涵之實踐？

首先，在做學術和做媽媽之間相互滋養的狀態稱為「智性母職」，藉此描述學術智性工作和母職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彼此鑲嵌、相互辨證、持續對話的存在關係。在《臺灣社會學刊》第66期刊載〈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協商策略與智性母職〉論文研究中，訪談了19位育有小孩的大學女性教師，她們任教的大學包括公私立、科技與普通大學，專業領域以社會人文學科為主；在沒有限定受訪者的年資、職級和小孩年齡中，廣泛地納入處於不同人生階段的學術媽媽經驗。依研究發現，學術媽媽的資歷職、學校類型、組織文化、家庭性別關係與物質條件的差異，以及進入職場、生小孩時間點不同等等，均是影響其學術媽媽的處境優劣之關鍵因素，若同時具備多種不利因素，反而工作的時間與地點之彈性，會讓她們的處境更加惡化。因此，在學術媽媽面臨家庭與工作的不斷拉扯，更能強烈感受到在工作場域規則的不公平、自身的多重角色衝突，以及社會的期待之刻板印象，以及她們的處境考量、協商策略運用也會有所不同的。

事實上，學術媽媽的工作處境並非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優渥。擁有彈性工時、地點，又具高文化資本的條件下，學術媽媽很容易被視為孩子的最佳照顧者，無法避免地接收到社會的高標準、高期待之情境壓力，在育兒的部分，她們沒有太多時間心力能密集照顧學齡前的孩子，往往委任由長輩或是男性配偶照顧；甚至有些家庭中，長輩逐漸取代父母成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尤其，當孩子年紀小、自身資歷淺，升等年限逐漸逼近，那段時間往往是最心力交瘁的時刻，對職業婦女的體力、情感、身心健康都是一大考驗。然而，在現今高教亂象下，大學工作僧多粥少，難以選擇工作時間及地點，因此一家三口各自住在不同縣市之分居現象，以從孩子的主要照顧者之角色改變，到家庭結構改變，比比皆是。尤其，對於大學女教師，社會也給出更高標準認為她們在家庭的日常起居、孩子的學習教育等方面要比一般女性做得好，更是無形中的壓力。但是，若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作與學術研究上，陪伴孩子的時間相對也被壓縮了，因此，高校女教師「光鮮體面」的職業外表下，隱藏了「有苦難言」的生活內在。

實際上，隨著大學重組加遽與密集母職意識型態盛行，在大學工作雖有彈性工時及地點的優點，卻也存在一種沒有區隔上下班時間之責任制與組織文化，產生「工作越有彈性，做越多」的後果，在對於學術工作本身的內在價值和使命感，也成為她們對抗傳統母職角色的資源，以及大學教師這份工作帶來的財務和象徵資本，的確使她們在家中享有較高的地位和自主性，也更有協商的籌碼。因此，學術媽媽會擔心一旦請育嬰假，自己會淪為全職照顧者，多數人寧願放棄請育嬰假的權益；就算在工作與家庭之間蠟燭兩頭燒，也要保有珍貴的工作自我。然而，作為職場媽媽的高校女教師，她們的理想是學生和孩子的「內外兼顧」，而現實卻是工作和生活「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內外煎熬」之處境中。

冀此，新世代之學術媽媽已從「光鮮體面」想像圖演變到「有苦難言」悲情戲；從「內外兼顧」理想化發展為「內外煎熬」進行式；與其過度期待「大環境」的友善，到政策「制度」的補強，不如先從「個人」的轉變做起。能善用零碎時間和效能訓練的智性母職，到運用自身專業技能和文化資本，去實踐非典型、非傳統觀念之母職，才會是化解多重角色扮演的可行配套方法。唯有，在強大的職場危機下，要以多工並進、善用時間的習慣，來調整工作方法，才能提升工作效率。換言之，育兒不全然是職涯發展的障礙，也有可能成為學術工作的養分。尤其學術工作者，可透過知識生產或教學、服務來發揮對社會環境之影響力，因此，由媽媽經驗發展出來的「知識論立場」，意外地讓她們轉型為公共知識份子，參與社會改造工程。學術媽媽該如何努力鬆動既有框架，到奮力尋求新的出路；才能活出自己獨特、滿意的生命樣貌。總之，從家庭與工作中雙向整合，體會到「自我覺醒」、「自我改變」、「自我成長」三種過程之轉化性意涵；以及自身具有正面思考與樂觀向上態度，來看待工作與家庭間互相加乘的正向關係，才能境由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