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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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周的周三（2020.07.15）開始，正式啟動三倍劵的購買、使用，也因為絕大多數的民眾偏好於紙本型態的直接消費，這使得從郵局到超商之於大排長龍的世紀景象，已經是從上一波排隊買口罩的街頭奇觀，進一步延展到這一次領取紙本的川流不息，只是，不變的還是關乎到『排隊政治』的迷思與弔詭。

基本上，基於有限資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今年的年初第一次所採行實名制的排隊規定，即使是多所怨言，不過，社會大眾還是願意包容以對，畢竟，還是會擔心是否因為不按照規定，導致失控買不到口罩，進而危及到集體安危，因此，聽命與任憑國家機器的擺佈，自然也是一項不得不的次佳選擇，然而，時空環境的改變，這一次三倍劵的振興對策，從現金到紙劵、從紙本到數位以及從消費行為到乘數效果，在在都有商榷之處，這也使得一般民眾對於深層政府之於三倍劵的操作手法，是有所疑慮的，這是因為：開辦迄今就已經是醜態百出，更遑論於後續的刺激消費舉措，能否如願達成振興百工百業的目標管理，諸此種種也點明出來執政團隊是要有停損設置的應變措施，不能一意孤行於不知變通；連帶地，從政黨之間的責任政治到公民社會的制衡政治，如何讓『三倍劵之亂』得以找到衡平之道，這才是振興紓困手段運用的爭議或真義所在。

事實上，跳脫技術層面的評估與設計，上述排隊文化所實有的認知基模，指涉出來的無非是某種的順從文化，以至於忽略了展現排隊買口罩或是排隊領紙本之際，同時也要顯現兼具公民德行的時代意義，就此而言，2020年被歸為「排隊年」的這一年，印照於過往街頭性質的糾眾行徑，那麼，該項被動、非自發以及無法自主的從眾行為，實則隱含的是如何引領出更多良性變遷的自為反思；連帶地，要如何從諸多的排隊行為當中，以讓增生的公民力量得以有所進化，特別是從過去偏向於政治意識型態且政黨對峙的民間力量，蛻變成為對於公共政策及其相關策進作為，所應該要有的理性監督機制，如此一來，從買口罩的排隊之於性命交關的私性領域以及排隊領三倍券之於懲罰消費的私慾範疇，這兩者之間的合和分殊，理應要有進一步廓清之必要。

總之，一方面費心排隊擔心買不到口罩所引發的民怨，牽涉到的是COVID-19確診染病之虞的風險機率，但是，另一方面寧願耗時排隊以等待紙本三倍券的兌換，則是某種想望但非是需要的人性投射，面對此一從集體意涵之社會風險的排隊買口罩，到個體範疇之個別需求的領紙本，同屬於公共事務的風險規避或需求滿足，背後所糾結『排隊政治』的諸多迷思，是有解構與新構的必要，否則，從車塞、人塞到排隊塞以迄於從三倍券、三倍倦到三倍疲倦的『排隊政治』，這時候，需要的反而是能量飲料的提神效果，它也會比三倍劵的提振效應，來得務實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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