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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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今年一月新冠狀肺炎猖獗之際，口罩之亂誘發出來心理病毒的社會性恐慌，致使民間社會也同步發起所謂『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的社會運動，一時之間，也將口罩危機轉化成為某種轉機的認同管理標的，於此同時，扣緊從紓困到振興的各項濟助措施，這也使得各個部會無不摩拳擦掌以推出政府作東但卻是民眾要由買單之三倍劵或藝FUN券的福利津貼，如此一來，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兩者之間的會通與落差，就有它嚴肅探究之必要。

首先，姑且先不去論斷是否有錯將「三倍劵」等同於社會救助範疇的急難紓困或災害紓困，此一振興性質的「三倍劵」，理當是要建基在社會促進之共好共榮的前提底下，以提供COCID-19疫情過後社會性轉化的可能契機，就此而言，「三倍劵」所要被突顯的會是某種一體適用的社會效果（social effectiveness）而非是個別差異的成本效果（cost effectiveness），換言之，因為著重的乃是皆大歡喜的社會觀感，如此一來，諸如有感、便捷和好用等運作優勢，自當是對於「三倍劵」規劃設計的針砭所在，至於，個別需求的差異性給付抑或是積極性差別待遇，則是要回歸到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的概念範疇，從而提供涵蓋需求評估和結果評估的整體效益評估機制設計。

准此，面對百年難得一見的病毒疫情，除了搶救生命外，要如何為奄奄一息的社會大眾與岌岌可危的百工百業，尋求生命出口和可能生機，而這也說明了各國政府多少還是以想當然耳的認知模式，逕自撒錢、給錢和發錢的討好殘補方式，以至於忘卻了激情過後的財政危機和世代會計，恐將會成為後遺症更為甚遠的發展困境。

冀此，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這兩者之間的分殊和合，就頗有它值得玩味之處，畢竟，前者要被彰顯的是某種非對稱性的禮物關係，藉此讓民胞物與的關愛情懷，得以從利己跳脫到利他和利社會的共好結局，只不過，此一個別性行善的您先領口罩對照於制度性燒錢的皆來領三倍劵，無論是範疇規模、衝擊影響或是社會代價，都是一項天差地別的難以比擬，特別是如何就您先領口罩之於個人和個人的單向關係，進一步地擴及到皆來領三倍劵之於個人和世代的縱貫關係，那麼，這當中的共好認知基模、連帶基礎和轉化機制，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真義或爭議所在。

誠然，隨其文明化的發展進程，理當是要扣緊公民資格以強調公民權利行使的權益保障，然而，代議政治欠缺所應該要有的責任政治、制衡政治和公民政治，如此一來，台灣一地並沒有因為直接選舉的政黨輪替，而讓安居樂業的福國利民，成為一項可欲、可望而且是可以觸及的生活福祉，相反地，人民與政府以及社會與國家，彼此都是處於相互對立和互不相信的敵我對峙態勢，這也使得從節逃稅的道德危險行徑到啃噬公家資源的福利依賴行為，導致國家機器與人民是站在對立面抑或是已然成為某種的既得利益階級。

遠地不說，無論是一千換來三千的「三倍劵」，還是每份六百元的「藝FUN券」，癥結點不在於兌換或免費領取的金額多寡，而是放在個人手裡的三千或六百元，都是不怎麼大的一筆錢，但是，個別加總而來的公帑支出，卻是一筆要以百億計算起跳的龐大經費，更遑論於這些預算編列背後的財政紀律和乘數效益，還是有它商榷、議論之處，如此一來，要如何從花掉的三千或六百元，以加碼成為更多的組合消費、差異消費、擴大消費和不斷消費，這多少也指陳出來推動所謂的「三倍劵」或「藝FUN券」，除了是需要在外顯的消費行為上多所舖陳外，也不能忽略相濡以沫的社會連帶精神，如何內化成為一種犯難與共的同舟共濟精神，更確切地說，眼前的台灣社會極度缺乏的正是一種從『相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的打拼願景。

總之，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以迄於從『相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那麼，台灣的願景藍圖就不應該只是淪為「三倍劵」與「藝FUN券」之類見樹但不見林的狹隘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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