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佑杰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工師學分班學生)

 

新冠肺炎第32例的確診個案為非法外籍看護,頓時之間,是否要加緊查緝非法外勞,也成為一項頭痛的棘手問題,對此,勞動部和衛福部的立場及看法也大不相同,衛福部長陳時中於日前表態,呼籲「不贊成防疫期間掃蕩非法看護」,相形之下的勞動部卻是發函要求新北市政府追查該例的非法移工,是否違反就業服務法,只不過,新北市長侯友宜以「防疫優先」婉拒,而緊鄰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主張這段時間先予「特赦」,意指的是採取冷處理的應對態度。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統計數據:依據移民署的移工人數統計,自1990年至 201年6月30日止, 累計失聯人數為288,171人, 其中已查處出境人數為240,881 人, 因此,未被查獲的失聯人數為46,980人,這當中又以印尼和越南各有兩萬多人為大宗,這也意謂著,每天有近五萬名的非法外籍移工在台灣各處打工和移動,服務範圍和對象更是遍布各種較需勞力付出的行業如醫護、建築、農漁牧業等,如此一來,無證的移工很快就可以找到雇主,推估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台灣快速的高齡化及少子女化,導致勞動力迅速縮減而形成勞動人力的缺口;再則,也應該是和僱主基於付出成本較為低廉的考量有關。

面對這種情況,有些仲介業者批評政府的勞動政策食古不化,僵硬無比,名為保障國內就業市場,實為助長外勞逃逸,因而,建議政府修正法令,准予一定額度的外籍勞工人數,藉此因應空窗期及雇主臨時狀況所需的派遣人力。

事實上,我們可以試想:倘若政府真的開放引進更多的外籍勞工,是否就會減少非法外勞的人數?我推測的答案應該還是否定的,畢竟,這是一個供需法則的自由市場,每個人都會以自身的最佳利益原則,來決定供給和需求的衡平關係,如果一個非法移工願意用較低的價格提供服務,自然就會有人願意付出較少的成本來購買,換言之,開放數量管制只會增加讓合法變非法的數量,永遠會有人願意冒風險來追求自身的利益,聘僱期限到了,他還是會冒險轉為非法打工。

連帶地,外籍移工的隱形社會成本經常也是被低估,像是語言的隔閡、文化的代溝、訓練費用、社會保險、適應不良等的社會發展危機現象,在在都是看不見的隱形社會成本;除此之外,因為他們的黑工身份問題,許多事不能光明正大的進行,因而,也衍生許多社會亂象,比如這一起發現感染新冠狀肺炎的移工,就是為了避免查緝而做許多的不當行為,無疑地,這些的代價都不是僱主所能想像的,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要由全體國民來共同承擔。

對此,我們再看看鄰國的日本,2019年中,日本新法開放14個業種外籍勞工到日本工作,但是,調查發現,只有四分之一日本企業準備積極雇用外勞,即使可能雇用外勞,日本企業大多也不打算提供租屋、語言學習或是在地生活資訊方面的協助,這也和日本的民族性有相當大的關係,開放外勞政策似乎並不能有效解決人力短缺的結構性問題。

總之,台灣快速的高齡化及少子女化趨勢,勞動力迅速縮減是客觀事實,這也是全世界各國都要面臨的共同難題,但是,單單開放外勞人數和努力查緝非法外勞,不會是長久之計,對此,要如何調整台灣的教育方式並加強倫理道德,從人本教育和科技發展著手,善用科技幫助人類能有更好和更有人性的生活品質,特別是透過人本教育,以讓人們更懂得彼此尊重,發揚更多的人性,以期使能夠在充滿挑戰和災難的未來,過得不那麼辛苦和恐荒,這會是我們應當要加以正視的嚴肅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