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韶霙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報載去年（2019年）12月14日凌晨，台南玉井區真理家族前輩堂的集合式住宅發生火警，消防局據報在2小時內將火勢撲滅，但是，這場火警仍奪走7條人命，21歲醫生之子曾姓男子在火警發生後一個小時打110報案，自承到該處點燃汽油縱火，警方當時問他「你知道現在燒死七個人嗎？」曾嫌竟冷回：「燒死一個也是這樣的罪，多燒死幾個沒關係」……」

相較於幾年前的無差別殺人案件，例如台北捷運鄭捷殺人案、內湖區小燈泡被殺害案，本起重大社會案件居然在一天之後銷聲匿跡於新聞媒體，對比於新聞媒體追著選舉政治新聞，執政者與非在野的政治人物也追著選舉，本該受到重視的此一重大社會安全議題，竟看似雲淡風輕、無人聞問。我在思考，這到底是存在著南北的城鄉差異，抑或真的是本次事的件吸睛度不如幼小的兒童被傷害？在我看來，只追求收視率的新聞媒體，亦失去了媒體該具有的社會責任。

誠然，在「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劇在社會造成一股風潮之後，這個社會對有精神疾患、心理議題或是藥物濫用的司法犯罪者的認識理解真的增加了嗎？司法犯罪者的精神狀態是一個需要被極度關注的議題，但是，不論是思覺失調症或是其他精神疾病，對待一個可能或確定有精神疾患的司法犯罪者，我們的社會及司法好似就只能在判定「有罪」與「無罪」、「真病」或「裝病」、「死刑」或「廢死」之間，進行二元的對立思辨，而較難發展出其它更完整的政策思維，藉以預防此類事件的再度發生。雖然，因著這幾起重大的社會案件，而開始引發政府加強社會安全網之建構，但是，自2018年2月施行至今，社會安全網的運作狀態卻仍是力有未逮。

對此，從生態系統的觀點切入，這些個案除了患有精神疾病之外，他從小長大的支持系統似乎也出了問題，例如這一次台南玉井縱火的曾男，從青少年時期就有不少非行行為而進入少年法庭，看似學校教育系統也承接不住他；他的父母雖是高社經地位的知識份子，卻可能還是將曾男的行為當成「叛逆」、「不受教」，而延誤了其可能就醫治療的時機，直到他的父母再也無力管教，和曾男的關係從疏離到斷絕，將致發生更大的社會悲劇。在個案精神疾並沒有被理解或接納的狀態下，個案自身及其家庭可能不具有病識感，以至於錯失在第一時間或早期的求助或就醫機會，連帶地，也錯失外部資源進入其家庭系統的改變可能。

再則，整體社會氛圍對精神病患的接納度低，導致精神病患個案及其家庭不敢或不願意承認個案患有精神疾病，因為擔心被標籤化，這些情況都可能導致這些有心理衛生醫療需要的個案及家庭，掉出社會安全網之外，過去曾在青少年領域工作的我，也曾遇過不少個案，他們可能因精神疾病或智能不足或情緒障礙、藥物濫用以致腦部損傷，導致其有情緒性的行為或難以自控之行為，卻很容易被家長、學校師長或警政、司法系統辨認為是「叛逆壞行為」，如此一來，在家庭與教育系統的無法承接又沒有求助心理衛生資源下，青少年進入了司法矯治單位。

對此，社會工作在這時候接觸到青少年時，能夠施力的程度範圍有限，一則是無法以一檔多，去解釋青少年可能有先天的精神疾患，或是後天因成長過程中造成其創傷的議題，二則是當青少年進入司法矯治系統，在封閉的團體生活中，引發其更嚴重的心理、精神或人際互動議題行為，而再度被標籤為壞行為、難搞。所以，即使是明知這樣的個案是有心理衛生醫療的相關需要，司法矯治體系仍因為需統一管理、無法或不想額外加重業務的情形下，而無法及時連結相關資源，以進行個案處遇。

事實上，2018年社會安全網便開始投入更多社工資源，特別是針對有精神疾患議題或處於資源弱勢的脆弱家庭上，但是，我認為社會安全網始終並非僅只限於社會工作資源之投入，在偏屬殘補式的台灣福利政策底下，社工常是在為了弱勢民眾的問題『補破網』，而無法在源頭預防問題之發生，以確切落實福利社區化在每一個特殊族群的面向，結合民間的力量去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進而提升整體社會對資源弱勢的個案或家庭的連結。

總之，前端與後端之整體政策配套措施的相互串聯，仍有努力的拓展空間，前端除了教育體系對可能於青少年期發病之個案之辨識、對心理衛生體系之通報及及早介入，尚有一點很重要的，那就是，政府如何引導社會建構一個更友善的包容理解的環境，放下成見或錯誤認知，尤其是媒體對整體社會大眾的正確認知宣導及影響；中介端則是對於精神疾患個案及其家庭的整體性長期照顧支持計畫，包括就業輔導（針對企業、雇主與職場環境的再教育、支持性就業的環境建置）、對個案及家庭的經濟扶助、照顧者的衛教，以及對個案本身的社會參與（因偏重在醫療照護，社區照顧機構及在地化資源單位仍不足）；後端如醫療矯治（收容機構明設置資源區域分布不均），以及各系統間共案所需要之個管及分工合作、追蹤等，總體努力下，才能夠有助於發展整體社會力量共助的社會安全網，來承接住需要被幫助的弱勢族群，周延整體的社會安全及福利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