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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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立法院於今年（2019年）三月所通過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此，主管機關交通部也同步預告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這其中包括汽車酒駕最高的罰則將會從新台幣9萬元一舉提高到12萬元，並且明訂汽、機車等不同車種的裁罰基準；至於，加重對於酒駕的裁罰之餘，同時也納入依照年齡、日夜間之分級處罰的「同車共責」和加裝酒精鎖等條款，顯然，鋪天蓋地而來的各項事前防制措施，這使得該項的交通新制，背後所糾結「酒」、「人」、「車」與「罰」的相關論述，是有它進一步深究的必要。

基本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裡相關條文的修正，無非是期待能夠藉此導正各種的酒駕迷亂行徑，從而達到有效制裁與制止的目標管理，然而，扣緊「酒－人－車－罰」的貫通性思考，那麼，上述環繞罪刑法定主義的行政手段和司法裁決，就有它商榷、議論之處，這是因為：首先，回應於「酒」的範疇論述，在無法完全杜絕所謂的飲酒事情，那麼，祭出稅捐課徵的抑制效果，其目的也不盡然是為了達到以價制量或減少喝酒的消極作用，而是飲酒一事所可能招致馬上出事或是對於身體的中長期危害，這當中除了全民健保等相關機制設計的集體協助外，更是要有義務責任的對應思考，就此而言，針對包括品酒、飲酒、酗酒等等的飲酒行徑，宜是要針對經驗架構及其認知基模，以推動身體危害或健康維護等等的觀念充權。

再則，關於「酒－人」的命題檢視，考察的重點就不單單只是限縮在對於酒客自身的道德指稱，而是這當中有無對於像是業務型酒客、社交型酒客、戕害型酒客、淺酌型酒客等等對象範疇的類別性分析，也就是說，對於酒客的分類分級，是要針對各種的歸因事由，以思索從一定得喝、盡量不喝、卯起來喝、淺嚐即止到絕對不喝，以提出不同的因應對策，而非是在諸如不同車種、酒精濃度或是同車乘客等等的情境因素上大作文章；至於，「酒－人－車」的串聯思辨，更是點明出來：『只要是喝了酒，那麼，任何代步的交通載具，剎那間，便有可能成為殺人的武器』之禁制酒駕的唯一原則，如此一來，從指定駕駛、代客駕駛、同車共責甚或是對於酒商店家的連坐處分，主要的用意還是在於如何讓酒客與酒駕，作必要的對立切割，誠然，在飲酒一事上，是可以採取各有所好的尊重態度，但是，喝酒與開車，這兩者之間的禁制關係，理應是一項絕對不可以有所任何退讓的社會底線。

最後，「酒－人－車－罰」的綜融思考，是要有從事後到事前以及從消極到積極的整體性對應，畢竟，提高酒駕罰緩、加重肇事刑責抑或是處以絕對極刑等等的手段工具，自當要有文明化的進步思維，以此觀之，不教而殺謂之虐的各項裁罰行徑，其所映照的是國家機器的管制威權抑或是市民社會脆弱的公民底蘊，冀此，該項交通新制所糾結的又豈止是「酒－人－車－罰」的相互拉扯，而是極度欠缺一種回應於社會變遷所應該要有的文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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