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前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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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於日前所公布的世界概況顯示：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簡稱為TFR）最低的前五名依序為新加坡（0.83）、澳門（0.95）、台灣（1.13）、香港（1.19）以及波多黎各（1.22），換言之，台灣極低的生育率已經是拉響了所謂國安危機的警報，對此，閣揆於年終記者會表示2030年要達成1.4人的生育率目標，明年（2018年）除了續推公共托育政策外，也將要新推私立幼兒園公共化的學費補助措施，亦即，家長帶孩子念私立幼兒園，只須支付公幼的費用，預估每位孩童1年補助約新台幣70,000~75,000元不等。

基本上，該項用以衝高生育率的策進作為，實乃是聚焦於所謂的少子女化危機而來的因應對策，但是，設置停損點的消極作用還是優先於追求獲利點的積極意義，也就是說，私幼公共化的學費補助及其2030年所要達成1.4人生育率的目標管理，理當是要有回歸到分階分段以及分時分程的整體性考察，以此觀之，除卻私幼的學費補助外，要如何有其『婚－生－教－養－衛』的貫通性思考？要如何有其諸如不孕費用補助、生育胎次獎勵、育兒津貼給付、托育服務補助、親子照顧特別假、公共托育中心、幼兒園所公共化等等相與串聯的戰術性謀略？更遑論於所謂安居與樂業之於家庭得以穩健運作的基本調性定位？

連帶地，拉高到戰略層次的論述思考，那麼，從當前的私幼公共化到未來所要衝高的生育水準，當只是再一次地突顯攸關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推動，其所欠缺的還是中長期的大歷史觀照視野，如此一來，出現的盡是只為了解決當下問題進而誘發出更多棘手難題之『打地鼠－踩地雷－待地震』的制度運作失靈窘境，誠然，僅就上述平均每位婦女一生當中所生育之子女數的總生育率指標來看，台灣一地早自1984年起平均每位婦女生育數便少於用以維持穩定人口結構的2.1人，2003年甚至降至1.3人以下的超低生育率水準，以此觀之，從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到勞動與經濟發展政策，均無法針對中長期的生育模式、人口組成、社會結構、教育投資、經濟產業和國家發展，以提出包括人口數量的「少生少死」、人口素質的「高出低入」、勞動人口的「早退晚進」以及人口流動的「遷出移動」的總體性規劃？

最後，台灣最慢會在明年初（2018年）進入高齡社會，屆時65歲以上的老人將一舉超過14％，而老年的人口數也逼近14歲以下的人口世代，就此而言，高齡化和家庭脆弱化當有其必要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和對策，等量齊觀於所謂的國家安全管理，對此，上述私幼的學費補助政策，一方面要去釐清公共化或是公立化的國家照顧責任內涵；另一方面要去思考公共資源配置的社會效果與成本效益及其所衍生出來的世代債務會計，特別是補助或補貼之類的福利津貼，究竟隱含那些轉嫁的社會成本；連帶地，無論是生養或是奉養的津貼式福利給付，用以彰顯最終父母的國家責任之際，父母雙親又要被賦予那些比例原則的家庭照顧責任，特別是從公共化到社會化、商品化與家庭化的衡平關係？無疑地，林林總總的政策性福利，也要有相與對應的義務責任提問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