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馨慧
（中國文化大學社工學分班學生）

報載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一場「2017未來大人物」的嘉年華會，並與4組的青年代表暢談理念，再談到萬華遊民問題時，柯市長抛出可以利用林口世大運選手村以安置遊民的說法，同時直言認為空間、醫療和交通不是問題，可以與林口長庚醫院簽約、接駁車接送上下山，但是，遊民就是不願意去住，要住在路邊看到星星才高興，此話一出，便是一語道破社會大眾對於街友懶散遊盪、骯髒惡臭和露宿公共場所的社會認知偏差，對此，街友協會的社工人員表示，根據官方統計指出：大台北有800位無家者，他們之中，每10位就有9位是希望有居所可以住的，絶大多數有工作意願，因此，對於無家者的服務應當是全人的，包含交友圈、工作問題與生活支持的整體服務方案，然而，這群被強勢主流社會標籤的邊緣人口族群，其背後所糾結複雜的個人因素（疾病、犯罪、賭博、酗酒等）和環境結構性因素（貧窮、失業、家庭解組等）交叉而來的變化趨勢及其所呈現出來諸如街友女性化、青壯化和家庭化的遊民樣態，有我們嚴肅以對的必要。

在我們生活週遭裡，這群為數不多被稱為遊民、流浪漢、街友亦或無家者（homeless）的弱勢人口，在眾多社會福利議題中仍處邊緣地位，若從Michel Foucault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觀點來論其可見性，他們是被規訓權力曝露的對象，缺乏言說的論述能力，沒有隱私權，在眾人的眼光底下被不對稱的觀看凝視，任由國家、醫療、心理諮商、教育和媒體加以書寫，再則，對於遊民、流浪漢這般污名化的貶抑指稱，也進一步連結且加深其負面屬性和刻板印象，對此，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曾在其書中提到，在人與人互動層面裡都可能捲入各種不同的污名化遭遇，而各式各樣的歧視和意識型態加諸在這些受污名者的身上時，他們的生活機會也將受到限制，長久下來的標籤烙印（Labeling Stigmatization)和被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生命歷程，迫使在底層階級的他們，逐步走向認知轉變繼而行為轉變之自我放棄與隔離的自我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也就是說，街友在街上逗留的時間越久，從「經濟型街友」經由長時間的團體次文化洗刷與心理催化變成「社會型街友」，就更加難以脫離遊民模式，連帶地，社會成本的付出也將更為可觀，問題也會更形複雜。

其次，近幾年來社會結構變遷之快速，使得街友組成的異質性擴大，形成的歸因也趨向複雜多元，從過往的老邁或身障的單一因素轉變為受到失業或家庭解組的環境多重因素衝擊，這裡頭也不乏是因為經濟不景氣遭裁員的科技新貴、經商失敗者和中年失業者，再則，衛福部人口調查資料顯示全國女性街友占全數街友比例從2013年的9%增加到2015年的11%，還有為數不少的父親或母親帶著孩子一起流浪的全家遊民，其所衍生出來的兒童保護、家暴與失業問題，自當是有介入保護的迫切性，就此而言，面對街友問題女性化、青壯化和家庭化的現象，已然是一項兼具某種集體意涵的社會事實，其背後共犯環境而來的結構性因素檢討，才是內部變革與策進作為之所在。

最後，各縣市依據母法社會救助法所訂定的各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對街友現階段的處遇服務是結合社政、民政、警政、勞政和衛政等單位，提供身份查訪、關懷服務、疾病治療、轉介服務以及職業訓練或就業媒合等，但是，由於經費預算不高，特別是就業輔導與住屋協助的經費，再加上臺灣的勞動力市場和租屋狀況差，遊民收容中心皆須蓋在地處偏遠的地區，藉此社會大眾的鄰避效應，就此而言，斷層的社會福利輸送網絡與支持系統，並無法提供完整的專業服務，因此，理應是要積極透過個案輔導模式之全人服務，替代過往對於遊民所提供的單項協助服務，特別是社工和心理等相關專業人員，要如何在第一時間掌握到街友的流動情形、提供早期介入輔導、長期密集性的個案管理以及擴大住宅服務（中長期收容中心），連帶而來的是對於社區民眾認知教育的觀念溝通，尤其是要如何得以充權復原街友自身的優勢能量，藉此布建一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和友善社區環境。總之，「家」鑲嵌於街友的生命歷程裡，或是期待或是憎惡的交雜情愫，而其漂泊心靈的深處，也或許是我們曾經所重疊和擁有過的共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