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前情提要：
本文乃是針對2026年「○八二二豪雨」所引發之南台灣嚴重水患與朝野政爭，進行深度剖析，主要係以「複合性災難」為起點，系統性爬梳賴清德總統與卓榮泰閣揆在勘災過程中，所衍生之「沒錢勘災」與「治水經費分配不公」等政治議題；連帶地，扣緊對於「天災人禍」與「災變社會學」之分析見解，採用事實描述、原因探究、改善對策及批判性反思的四段式論述結構，深入探討災變政治學、防災財政學、勘災社會心理學及預算社會學等理論交織下的結構性困境。
誠然，當今事前水患防制之失能或事後防治之失靈，實源於極端氣候下氣候變遷之衝擊、跨域治理之斷裂，以及政黨利益導向之「政治勘災」文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將預算刪減作為卸責工具，忽視第二預備金與〈災害防救法〉等法規賦予之「移緩濟急」機制，嚴重損及到政府公信力和民眾的認知觀感，如此一來，透過建置客觀防洪效益管理機制、深化韌性社區體系、改革預算編列與動支彈性，以及導入建制民族誌法進行災後行政審查，祈使能夠在選舉政治與氣候危機並存的脫序社會裡，得以重建永續且兼具安全保障的整體防災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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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描述：災情現況、政爭角力與勘災表演學之開展
2026年8月下旬，受到西南風與低壓帶的雙重影響，「○八二二豪雨」重創台灣南部地區，釀成台南、高雄、屏東等縣市嚴重積淹水，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顯示，截至8月25日晚間，全台已釀成1人死亡、3人失蹤、181人受傷，急需疏散撤離的人數更是高達有6,129人，全台累積積淹水災情達594件，淹水住家估計達8,000餘戶，然而，面對如此嚴峻之天然災害，政壇隨之爆發的卻是一場圍繞於「勘災政治學」與「防災財政學」的政治角力。

最初，行政院長卓榮泰係以立法院刪減行政院「施政推展聯繫費」為由，聲稱因「沒錢勘災」而僅能透過電話與視訊聯繫地方首長，此言一出，立即引爆社會輿論和在野黨的強烈撻伐，被質疑為「輔選有錢，勘災哭窮」之政治操作，隨後，在輿論壓力與選舉政治考量下，賴清德總統與卓榮泰閣揆瞬間「克服困難」南下勘災，賴總統並於高雄與台南勘災時強調，大台北地區數十年來投入數千億元治水預算，治水標準與累積資源遠高於中南部，故外界批評中南部拿取較多治水經費並不公平，同時，也指出台南淹水面積已自莫拉克颱風時期的5萬多公頃，大幅縮減99%至400多公頃，呼籲社會「少批評、多支持」。

然而，國民黨立委謝龍介及文傳會主委陳以信則是舉出客觀數據加以反駁，指出，自2006年《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流域綜合治理至《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2017–2026年），台南市累計獲得中央治水補助高達新台幣466億元，位居全國之冠，這其中前瞻計畫第1至4期「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中，南高屏三縣市即合占全台38.6%的經費預算，尤其是當災民面臨到「三天淹四次」之苦難，對照於政府過去所宣稱「三年解決三十年水患」的治水神話，顯現出政策宣傳與人民實際感知之間的巨大落差。

二、原因探究：複合性災難、防災財政與結構性條件之分析
從災變社會學與行政管理學之視角檢視，本次災變之所以會所引發爭議，絕非單純之「降雨量過大」或「政黨口水戰」，而是由氣候變遷、結構性治理缺陷與政治認知操弄，三者所相互交織而成的複合性災難，這是因為：

（一）氣候變遷與防洪工程之理論限界
基本上，極端氣候已導致台灣地區短延時強降雨（Short-duration Intense Rainfall）的頻率，顯著上升，過去慣以25年或50年的重現期，來作為設計基準之工程防洪設施，一旦面對每小時突破100毫米之暴雨時，均會面臨保護限界，只是，當政府過度宣傳「整治工程完工即可徹底根治水患」之治水神話時，早已埋下了民眾心理預期與客觀現實，彼此撕裂的認知基模。

（二）制度性與結構性限制：跨域治理與預算社會學的扭曲
1.跨域治理之斷裂：水患整治涉及經濟部水利署（中央河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下水道）及地方政府水利局（區域排水與抽水站），該項涉及到事權分散與跨流域治理協調機制之不足，導致經費分散投入於局部工程，而難以發揮整體流域的治水效益。
2.防災財政學與法制運用之失能：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各級政府為實施災害應變及復原重建，當災害防救經費不敷支應時，得移緩濟急，調整年度歲出預算支應；此外，中央政府亦編列高達80億元之第二預備金及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就此而言，行政院將「施政推展聯繫費」遭立法院刪減九成（約553萬元），來作為無法下鄉勘災之理由，在法令規範與財政工具之操作性定義上，顯有混淆「業務推動費」與「救災法定動支手段」之嫌；連帶地，預算的編列與執行，實為政治權力之資源分配和話語權競逐，換言之，將預算刪減轉化為災難政治的攻防武器，實有對於制度信任的直接戕害之嫌。

（三）勘災社會心理學與民膜認知之斷裂
勘災行動在政治社會學中具備強烈的符號互動功能，畢竟，國家元首或行政首長親臨現場，不單只是為了行政視察，更在於提供災民心理撫慰和國家權力救助之象徵，以此觀之，閣揆「電話勘災」的一番論述，嚴重衝擊了全社會對於國家體系之「民膜認知」（即民眾對於政府保護責任的集體期待和安全感覺知），導致災民產生「被棄絕感」與「政治孤單感」。

三、改善對策：管理機制、制度創新與社會安全體系配套
為擺脫「淹水—卸責—政治勘災—編列特別預算」之惡性循環，必須從行政管理、財政法制與社會安全體系等面向，進行整體性的制度重構和新構。

（一）推動防洪新制與有效管理機制
1.落實「徑流分擔與出流管制」制度：依據〈水利法〉相關規定，全面落實土地開發案件之出流管制審查，嚴格要求開發單位負擔滯洪責任；此外，中央與地方政府應透過立體化滯洪池、雨水貯留再利用系統，打造「韌性城市」和「吸水海綿體」。
2.建立客觀之「防洪效益評估機制」：由第三方專業機構定期進行治水預算之績效評估，據以明確揭露極端氣候下的降雨閾值和防護極限，也就是說，藉由科學數據以取代政治意識型態的口水謾罵。

（二）改革防災財政與勘災行政配套
1.建立專款專用之「防災勘災緊急機動作業基金」：檢討行政院首長機費與聯繫費之編列結構，明定災害發生時之緊急交涉、勘災交通與行政支援預算，以避免因一般業務費爭議，而影響到災害應變運作。
2.制度化「勘災標準作業程序」：訂定中央與地方聯合勘災之決策機制，透過災害應變中心之數位雙生（Digital Twin）系統與地理資訊系統（GIS），即時整合淹水深度、受災戶數與防洪設施運作狀態，使首長勘災得以基於實證資料，精準地下達救災與補貼指示。

（三）健全社會安全體系配套措施
1.優化淹水救助與復原補貼：提升現行〈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的救助金基準，針對淹水50公分以上及未達50公分但有家電毀損之弱勢家庭，結合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建立快速發放機制。
2.建置災害心理韌性與社區復原網絡：將社工系統與心口司資源導入災害應變體系，針對重複受災區域比如台南、高雄低窪社區，提供災後心理創傷輔導與社區照顧支持，藉此落實社會安全網之在地化。

四、批判性反思：建制民族誌、選舉政治與災變社會的相關提問
扣緊批判社會學對於「天災人禍交織」的觀點審視，當前政治環境中的勘災行為，已然淪為一種精緻的「表演性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

（一）建制民族誌的文本與實踐斷裂
運用建制民族誌的研究理念，追溯災民在水患中的日常生活體驗與官方統計文本之間的關係，將會發現所出現嚴重的制度性割裂，這是因為：諸如官方統計宣稱「淹水面積大幅減少99%」、「投入數百億預算發揮功效」，這些紀錄在政府內部報告與公文書中的數據，構成了官方治水的正當性敘事，然而，民眾在淹水的災害現場，所要面對的卻是家具損毀、泥沙清理、物資匱乏，及其對於下一次暴雨的集體恐懼，而這種「公文文本裡的治水成功」與「日常世界中的淹水痛苦」之間的巨幅張力拉扯，正是當前社會公信力崩解的主因。

（二）選舉政治與災變社會的對決
在台灣即將迎來九合一地方大選的前夕，災害防救被高度「選戰模式化」，一方面，執政黨將立法院的預算審查扭曲為「沒錢勘災」的煽動性政治語言，另一造的在野黨，則是將淹水災情作為徹底否定長期治水規劃的攻擊工具，無疑地，朝野雙方均將「國難」轉化為能否獲取具體聲量和轉移焦點的一項重要政治資本。

尤有進者，當政治人物在鏡頭前爭論「台北拿多少、中南部拿多少」或是「誰在政治卸責」時，國家實質的災害風險治理能力，正在被逐步的邊緣化，畢竟，極端氣候的威脅是公平且無情的，不分藍綠，亦無南北之分，政府若無法擺脫「平時不做跨域治理、災時進行口水卸責、選前撒錢補助」的功利模式，台灣社會將永遠困頓於「淹水—救災—勘災—政治鬥爭」的無解迴圈之中。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8.26：「賴卓南下勘災，賴總統：罵中南部治水錢不公平」）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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