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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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可以預見,但卻是始料未及的複合性災害,背後實有其慈濟賑災慈善模式與宗教福利的深度分析思索。
話說:在2025年9月23日,馬太鞍溪天然霸堰塞湖潰堤,造成花蓮縣光復鄉一遍汪洋的嚴重災情,對此,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迅速展開救援行動,提供熱食、急救物資及安置設備等賑災物質,截止10月5日為止,慈濟已發放1,111戶慰問金共計新台幣5,555萬元,據以展現出卓越的賑災能力,除此之外,慈濟志工們不僅提供清淤與關懷,還捐贈電腦及文具,支援受災學生的學習不中斷,顯然,無緣大慈且同體大悲的賑災願行,除卻展現快速反應、資源調度及社會動員的強大能力外,亦增添新的一頁賑災史篇,如此一來,相與對應的延伸性思考,是有嚴肅看待之必要,這其中包括:
(一)首先,關於原因探究部份,此次災難的根源,固然是在於天然堰塞湖的潰堤,這是由於連續的降雨及上游土石鬆動所引發的,夾帶著土石流的洪水,更讓地勢低平的光復鄉,瞬間成為重災區,至於,對外交通的受阻,更是增加救援工作的困難度,這也使得一呼百諾的社會性救援行徑,成為一項隱含集體意涵的群眾運動,藉此彰顯全社會對於災後復原的重視與支持,就此而言,從氣候變遷的天災到事前減損或事後設損的人禍,直指『善行社會』的道德性指稱,實有對於科層組織及治理能力的基本提問。
(二)其次,針對災後復原的過程,應考量以下幾點改善對策,像是:如何強化社會性動員機制,以建立起更為完善的志工訓練和資源調度系統,從而提升救災效率,以此觀之,災害所衍生出來的各項剛性需求,更有必要針對專業的人力、彙集的善款、分流的重建以及透明對稱的救災資訊,以進行應該要有的超前部署;此外,理應針對受災民眾提供心理輔導與支持,以協助災後創傷的生活適應韌性;連帶地,如何建立更為精確的災害預警機制,以減少災害發生時的損失,顯然,包括精準防災、科技救災、統整賑災的『災變學』,宜有必要超脫民間、宗教和傳統的慈濟賑災模式,畢竟,慈濟在此次災後復原中,業已展現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組織運作效率,但也存在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對於中長期復原計劃的不適足等結構性限制,更遑論於如何從宗教福利的世間實踐,以應答對於社會底層所關乎到需求滿足和風險規避的制度性回應,也就是說,慈濟的宗教福利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忽略、掩蓋或直接跳過深層的社會結構性問題,致使無助益於公共政策制定以及社會公正實踐的壓迫結構解套,況且還有關乎到善款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及其宗教福利作為的社會效應。
(三)最後,光復鄉的慈濟賑災圖像,包括:風災期間志工報名人數達18,400人,這其中社會志工及慈濟志工的年齡層差異顯著,著實反映出青銀共善的融合力量,據以展現不同年齡群體之間的合作與互助;此外,慈濟的賑災模式提供了一個理性、效率的群眾動員範例,強調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與分配,如此一來,災後社會的重建,也不僅是硬體物質上的修復,更是指涉社會結構的韌性建構;連帶地,慈善的賑災行動也就不僅是侷限於物質救助,還包括對於受災學生的教育支持,這樣的積極性舉措,除了有助益迅速縮短學生的學習落差外,更能提升全社會對於教育公平的關注。
總之,一如過往對於天然災害的賑災動員,慈濟賑災慈善模式所實有寂靜、隱性和價值理性的大愛無疆運動,除了成為民間賑災行動的樣態典範外,也點評出來的是:映照於左支右絀且捉襟見肘的現行救災行動中,慈濟走出這一條悲心不濫情的善行模式,實有更進一步訴求對於『後—災情』諸多變革的公民社會期待,畢竟,慈濟在賑災中的卓越表現,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家機器在應對重大災害時的嚴重不足,然而,這也可能導致政府在政策制定和資源投入上,對於民間力量產生過度依賴的苟且心態,進而忽視最終父母的自身責任和弱化應有的公共治理能力。
誠然,慈濟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其角色理應是補充政府功能的不足之處,而非是取而代之,就此而言,如何得以平衡政府機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當責任務分配,這乃是一項值得深思的災變治理課題。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三立新聞網,2025.10.05:「馳援光復,慈濟發1111戶慰問金、5555萬元」)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我在讀到這篇關於慈濟在花蓮賑災的文章時,想到十幾年前工廠隔壁一場火災的經驗。當時火勢非常大,鄰居都很緊張,慈濟的人很快就到了現場。他們穿著整齊的制服,第一時間先關心的是救火的消防員和警衛,還拍了很多照片,然後就離開了。那時候有些鄰居覺得他們好像只是來「做樣子」,心裡有點不是滋味。後來我才慢慢理解,他們的行動方式是有自己的一套秩序與重點,也許他們想呈現的是「組織的效率」和「代表性的關懷」,但對當地居民來說,期待的可能是更溫暖、更貼近的陪伴。
再回頭看這次慈濟在花蓮災區的救援,我看到他們確實有很強的組織能力與動員力,能快速提供物資、金錢、甚至幫助學生繼續學習,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不過我也覺得,若慈善行動能多一些「傾聽」和「在地理解」,或許會讓受災者感覺更被關懷。畢竟,災難不只是房子倒了、路被淹了,更是一場心的震盪。慈濟的善行讓我看到宗教團體的力量,也提醒我:真正的幫助,不只是給予,而是讓別人感覺「被理解」與「被陪伴」。這才是我從那場火災、到今天花蓮事件中,學到最深的一課。
長期以來,慈濟在花蓮的角色與形象一直呈現兩極化的評價,從2018年的0206地震到2025年的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每當災難發生,總能在第一時間看見慈濟志工身影,無論是臨時收容所、災後重建或中繼屋的設立,慈濟幾乎都參與其中,展現出高度的動員力與資源整合能力,確實補足了公部門的不足。
然而,慈濟在救災現場也常引發不同聲音,例如在0206地震時,有反映慈濟希望救災人員一同食用素食便當,這樣的信仰堅持雖出於慈悲,但在緊急狀況下,難免引起不適與誤解。
若撇開這些爭議,慈濟在花蓮多次災害中的貢獻仍不容忽視,他們以組織化的方式運作志工團隊,能在短時間內調度人力與物資,提供災民急需的協助,具有一套制度化的社會服務模式。
慈濟展現了「大愛無疆」的精神,提供了民間救災的典範範例。然而,政府不應完全依賴民間力量,災害應變與社會防護仍需由公共體系承擔核心責任。慈濟的角色應是補充與支援,而非取代政府的職責。展望未來,如何在政府與民間之間建立明確的分工與協作機制,確保資源運用效率與社會韌性,將是台灣災害治理必須深思的重要課題。
救災過程中可以改進的地方有:加強志工訓練和資源調度、提供心理輔導、建立更精準的預警系統。慈濟雖然效率高,但資源分配還是有不均衡,對長期復原和深層社會問題幫助有限。
這次活動也看到亮點:18,400名志工參與,年輕人和長者一起合作,呈現青銀共善的力量。不只是救物資,也照顧教育,幫助學生縮短學習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