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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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戰後嬰兒潮逐漸步入退休年齡，臺灣全社會正面臨到前所未有的人口發展危機，這是因為第一波嬰兒潮（1958-1966年）和第二波嬰兒潮（1976-1982年）的退休潮，導致有高達667萬人超過65歲的法定退休年齡，再加上少子女化趨勢和低勞動參與率，對於臺灣經濟和社會的安全機制運作，造成難以想像的衝擊影響，這也使得針對該起戰潮世代及其大退休潮議題的事實背景、原因分析、改善對策和批判性反思，實有必要進行社會發展危機的深入分析。

誠然，臺灣的戰後嬰兒潮自1958年至1982年共經歷了兩波，第一波嬰兒潮的出生人口約莫是在1958至1966年期間，並且每年均有超過40萬名的新生兒，總計378萬人，至於，第二波則是在1976至1982年間出生，也有289萬名的人口規模，如此一來，隨著這些「四年級生」、「五年級生」、「六年級生」達到法定的退休年齡，這也讓臺灣面臨到史上最大的退休潮，預計會有667萬人相繼退出職場，連帶地，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指出，65歲以上的銀髮族在未來九年間將減少378萬名，相形之下，新增的工作年齡人口卻是僅有160萬名，一來一往的消長情勢也形成人力資本羸弱的大缺口；除此之外，臺灣社會銀髮族的勞動參與率僅約10%，遠低於像是韓國和日本的25%至35%等其他國家，至於，青年世代的勞動參與率，因為求學年限延長而受到影響，特別是15至29歲的年輕世代勞動參與率僅為38%，更遑論於年輕族群的躺平現象，進一步加劇了整體勞動市場的有效人力運用壓力，如此一來，可想而知的是未來的臺灣勢必面臨到勞動力萎縮與社會結構失衡的多重挑戰。

基本上，造成臺灣社會面臨到退休潮危機的歸因，包括有：（一）首先，少子女化的生育模式愈趨明顯，統計顯示，當代臺灣的出生率持續下降，直接導致未來工作年齡人口的量質俱變，況且還有要面對日趨嚴重的『階級社會』；（二）其次，全社會對於銀髮族的勞動參與率支持不足，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來鼓勵高齡者繼續參與工作，此一年齡主義的微歧視，自當是需要有破除文化主義屏障的創造性轉化工程；（三）再則，青年世代面對的經濟壓力和生活成本上升，致使他們選擇繼續升學、延遲進入職場抑或是完全放棄工作，除了形成躺平心態的認知基模外，更因為『晚進—早退』的勞參型態，加劇了工作族群對於依賴人口的扶養負擔；（四）此外，社會結構的變遷也影響了家庭的支持系統，尤其是隨其家庭小型化和都市化進程加快，高齡長者缺乏必要的照顧和支持，一方面降低了高年級實習生的勞動參與意願，另一方面則是徒增『照顧社會』的社會成本。

職是之故，相迎於接踵而至的準老人或中高齡之退休潮危機，社會各界應採取多項措施，像是：應加強對於銀髮族的職業再重建和再培訓教育，以提升符合社會變遷的生存技能，使其能夠適應勞動市場的蛻變需求；其次，應提供稅式支出優惠和獎補助措施，鼓勵企業雇用高齡人口，創造更友善的工作環境；此外，針對中間世代的青年就業問題，更應加強專業養成和實習機會的認知教育，使其更快融入勞動職場；最後，跨世代且全齡化的退休政策調整，像是提早、延長退休年齡等權變對策，藉此思索經濟安全保障體系的可負擔性。儘管上述對策有助於緩解退休潮帶來的挑戰，但仍需批判性地反思現行政策的有效性，畢竟，許多政策僅停留在表面，未能觸及問題的根本，特別是對於銀髮族而言，單純提高勞動參與率並不意味著對於長者生活質量的有效改善，如此一來，國家機器應更關注高齡族群的生活保障和社會共融問題，同時，更要有對於青年世代的躺平現象的社會性理解，也就是說，躺平現象不單單只是一種的個別選擇，更是社會結構和經濟環境共同作用的交織結果，就此而言，包括勞動、退休等公共政策的制定，應從宏觀的巨視角度出發，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來制定出更具針對性和可持續性的解決方案。

總之，戰後嬰兒潮退休及其人口發展危機，乃是糾結『年代』、『世代』和『時代』的當代臺灣社會，所要面臨到重要挑戰，以此觀之，臺灣需要從政策創新、社會結構調整及價值觀重塑等多層次出發，才能確保臺灣在這一場人口變遷浪潮中穩步前行，未來，需要的也不僅止於解決當下的問題，更是要為下一個世代鋪設可耐受性的發展道路。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自由電子報，2025.09.14：「台灣2波退休大潮，少掉667萬工作人口」）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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