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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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再尋常不過的障礙者人身阻隔事件，其所凸顯的乃是『致障社會』裡的您、我，既非是局外人，但也不該成為壓迫結構的共同輸家。

根據媒體的報導一名身障女子控訴，在台北火車站台鐵B2出口處搭乘電梯時，由於動線關係，將輪椅騎至電梯出口的平面處等待，結果遭到保全指責插隊，並且出現「小姐妳應該要排隊吧」、「妳在這裡人家怎麼出來」、「殘障不代表一切」、「就算輪椅優先，但她要坐的話應該向在排隊的人道歉」等不當發言，連帶而來的是，到場排解的警員也以「儘管她（障礙者）插隊了，你（保全）提醒的態度也可以好一點」的說詞，試圖減緩可能的衝突場面，雖然，最後雙方都沒有走向司法途徑以求還給公道，但是，背後所糾結關乎到「累積性剝奪—制度性障礙—社會性排除—文化性歧視—結構性共犯—滾動性影響」的文明弱化現象，依舊是當前台灣社會的顯明寫照。

誠然，扣緊當代台灣社會變遷而來的身障者處遇對待，這其中包括有從悲憫道德模式，演進到個人的醫療模式、受壓迫群體的社會模式、當事者視角的人權模式抑或終極目標的融合模式等運作模式及其典範移轉，只不過，從道德指稱到醫療教育，以迄於社會參與所想要達致的健康促進和生活融合，終究在『障者』與『健者』的兩造之間，業已築起一道無形、固著且我執的認知基模，如此一來，深陷於『致障社會』（disabling society）的您、我及其所接受微歧視教導的持續社會化過程，這也讓上述輪椅障礙者和保全兩造的情緒對決，演變成為一項彼此共輸的逆緣結局，這是因為：一方面，自認為正義使者的保全，照章行事的正當程序，雖說是完備了行政國家的應有本質，但是，一項不爭的事實，便是缺乏關懷而不自覺，如此一來，除了缺乏與職務相關的教育知能外，一直不到位的『關懷倫理』，自然無法讓相濡以沫的社會情感連帶，讓當下的不堪情境，得以化解於無形之中，更遑論於換位思考的同理話術，藉此達到不動聲色之善行的相融境界。

至於，如何破解上述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糾結，顯然，從法案的制定增修到更迭的制度變革，當只是用以顯現以正義或權利為其優先權的某種治標作法，尤有進者，面對有限資源使用的排擠效應，永遠會有追求不完的私人利益，這又要如何就其分類分級之於障礙者的不同情境、需要，藉此尋求一個適切的衡平關係？況且還有得利者自認為任何的優先權，都是理所當然之補償心態的『強勢之弱者』命題旨趣思索？冀此，在這裡的論述思辨，直指出來：以關懷為本、為先和為要的倫理選擇，乃是人群關係建構的一項基進工程，至於，關懷倫理之所以可欲和可行，人群互動的社會性參與，便成為關鍵所在，誠然，少了彼此互動，讓可能的不快身心感受，瞬間轉成直球對決的激動或衝動，至於，多些如常的生活觸動，也讓『落難成兄弟，何必骨肉親』的民胞物與情懷，得以提升為換位思考且相互同理的一種認知本能，如此一來，包括物理環境的硬體設備改善，以及後續急待法律介入的權利行使或權益保障問題，都將不復存在，或者根本也是不需要存在。

總之，上述的荒謬場景情事，只是再一次說明台灣社會的障礙者文明內涵，絕非只是一步之差的人身距離，遠地不說，從殘障者、身障者到障礙者的稱謂更迭，背後所表述出來的乃是扣緊生理範疇的損傷、失能及其物理人文環境的制度性阻礙，藉此凸顯壓迫性結構的諸多人為設限，這才是身障人士之所以無法捍衛應有之生存及發展權的癥結所在，以此觀之，若果，換位思考的關懷倫理無法內化以成為某種的心靈結構，那麼，權利語言既是空幻，正義更形空虛，至於，訴諸於司法手段的遲來正義，多的是一趟折磨的不堪程序，造成的更是所有利害關係者的情緒拉扯。

以此觀之，處在一個不正常的致障社會裡，誰來判定孰為正常與否，既不是「制度」，也非「人性」，而是如是因果其來有自的「時間洪流」，好一個『道為本是關懷倫理、技為末是照章行事、權益保障皆是虛幻、致障社會才是因果業報』的世間警語。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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