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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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目前的疫情演變還是處在於某種現在進行式的發展型態，但是，包括個資人權、財政紀律、新貧現象、心理病毒以及去全球化等所謂的「後COVID-19」時代，還是有它嚴肅看待的必要。

首先，從醞釀、發微、爆發、擴散到不可收拾的演進歷程，來自於國家中心主義的自危或自為原則，這使得國家機器或行政官僚總是想方設法以快速設置停損點，以成為常在我心但卻不盡然是民之所欲的施政準則，如此一來，少了需求評估的前置作業及其多些政治權謀的利益算計，致使包括抗疫、振興以及紓困等等不同的應變措施，要不是出現提油滅火的解決困境，便是欠缺從分類分級、分階分段、分時分程以及分層分次的整體觀照，僅以急難紓困的實施方案為例，錯將疫情紓困誤置為某種急難紓困的社會救濟思維，這不單單陷入資格確認之值得救助者的審查迴圈，更因為漠視『從寬、從簡、從速』的紓困精神，導致對的事轉成為民怨四起的集體性怨懟，更遑論於從無保工作者到有保農民之類別範疇的分殊待遇；連帶地，相與關聯的配套對策，更是直接跳脫＜個人資料保護法＞或＜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最底防線，逕至包括細胞簡訊、人潮熱點等等無限上綱的電子圍籬防疫化建置。

准此，因為集體安全之故，導致疫情的控制，被放大到對於個人私密識別化的聯合徵信，如此一來，該項「個資人權迷亂」的發展性危機，勢必也讓強勢政府之於弱勢公民，惡化成為某種無以復加的民主式極權國家；其次，限縮於急急如律令的振興、紓困解套之際，這使得相關預算經費的編列，即使是完備表相的正當程序，但是，欠缺法源依據及其績效管理機制，這使得一方面抗疫工程恐有淪為某種民粹的特定意圖之嫌，連帶地，大舉的財政擴張和所招致而來的財政懸崖，這也指陳出來「財政紀律迷亂」的發展危機，勢必會是未來正常國家化和國家正常化的發展關鍵所在，畢竟，財政危機所形成債留子孫的世代會計，這會是抗疫工程過後所要嚴肅面對的世代賡續課題。

再則，疫情作為某種風險係數之惡化或控制的影響變數，也讓經濟不安全成為疫情之於衝擊勞動就業和工作收入的一項重建變革課題，如此一來，「後COVID-19」時代的新貧現象及其社會議題，更會成為一項攸關到國家安全的新興課題，換言之，除了非典勞動型態的工作貧窮化外，像是社會新鮮人的新冠世代貧窮化、青年貧窮化、中高齡貧窮化、老年貧窮化、婦女貧窮化、新住民貧窮化、核心家庭貧窮化、單人或單親家庭貧窮化等所謂的「新貧現象迷亂」，這除了用以豐富既有的貧窮概念內涵外，理當是要進一步地思考「後COVID-19」時代之濟貧、止貧、扶貧、脫貧抑是安貧的新抗貧典範建構，而這也突顯出來從短期之內的振興紓困措施到中長期規劃的結構性調整，宜是要有包括戰略與戰術多頭並進的必要性思考。

最後，COVID-19疫情病毒所牽動到的另類全球化現象，除了是讓全球化的概念實作，從趨同性發展的全球化演變為包括部分全球化、半全球化、準全球化、非全球化或是去全球化在內的全球化不同組曲外，關乎到在地化的社會連帶基礎，亦有它重新檢視的必要，畢竟，除了生理病毒外，像是經濟病毒、社會病毒、文化病毒、族群病毒、區域病毒、地緣病毒等滾動性影響，疫情其所牽動的就不僅止於上述外顯的表徵行為，更有它復歸於社交距離、人際互動、網絡關係及其社會資本的基本提問，如此一來，「心理病毒迷亂」及其有待建構之新型態的群我關係基礎，勢必會是從傳統社會到後資本主義社會以迄於後新冠狀社會，一項棘手的社會性重整課題。

總之，相迎於「後COVID-19」時代而來的「個資人權迷亂」、「財政紀律迷亂」、「新貧現象迷亂」以及「心理病毒迷亂」，點明出來更多橫逆的挑戰工程，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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