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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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那扇裝有厚重隔音軟墊的木門輕輕關上，隔絕了外界的喧囂，卻隔不斷空氣裡瀰漫的冷冽與肅殺，法官與社工桌上，堆疊著厚厚的訪視報告與智力測驗評估表——全量表IQ 58、無法辨識退燒藥量杯上的刻度、無力防禦複雜寄生的人際關係、無法在嬰兒抽搐時做出精準的醫療應變，字斟句酌的專業術語，交織出一名心智障礙女性「客觀」的失格輪廓。

當事人席上的她，雙手緊扣著布滿毛球的背包，眼神倉皇，體系的語言在她頭頂轟鳴：「親職能力不足」、「家庭處遇計畫」、「兒少最佳利益」，這些抽象詞彙在她有限的認知邊界外築起一道高牆；她記憶裡唯一真實的，只有孩子每晚喝完奶貼在胸口的微溫，以及兩個月前孩子被抱上公務車時，那聲撕心裂肺的哭喊。

若撕去體系溫情脈脈的紗布，浮現的正是行政機器冰冷運作的齒輪，長久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體制劃分為兩條並行卻互不交疊的軌道：身障體系將身障者預設為「被照顧者」，抹煞了其作為「撫育者」的主體性；兒保體系則以高壓的風險控管為天條，將親職風險全數歸咎於個人，當一名認知受限的智障女性懷孕生子，兩套系統便在邊界處劇烈碰撞——身障個管員認為育兒屬兒保範疇，兒保社工則認定案母無改善可能，最終，身障母親的親職角色，便悄然消逝在官僚行政的縫隙之中。

誠然，體系最習慣、也最低成本的解答，便是直接把孩子帶走，這種形式上的保護，迅速規避了行政調查與輿論壓力，卻徹底忽略了實質親職關係的修復與支持；同時，體系對缺席的父親視而不見，逕自將所有防禦外部威脅的苛刻期待，砸在這個連危險都難以辨識的脆弱女性身上，無疑地，孩子之所以身陷險境，不是因為母親缺乏愛意，而是缺乏心智防火牆的母親與孩子，共同成為了制度瑕疵下的寄生獵物。

借鏡瑞典的四層級支持模式，從認知友善資源、親職教練的入家實作，到居住與親職整合服務，其核心哲學乃是「公共支持下的互依照顧」：體系承認父母有其認知極限，並由國家提供長期、補償性的支架，陪伴家長在生活中做得到，相形之下，臺灣長期受制於深厚的個體化親職神話，預設合格家長必須獨力承擔所有風險；一旦做不到，便歸咎於個人的能力缺陷，更為弔詭的是，當傳統家族網絡已無法成為保護傘，反而常因資源匱乏演變為相互吸血的寄生關係時，若我們引進西方經驗卻未能扭轉「將親職視為個人責任」的結構性偏見，任何政策借鏡都將淪為空洞的政令宣導。

法庭的天平落定，裁定繼續安置，體系再次完成了一次標準化作業，然而，當我們輕易用法律手段切斷骨肉依附，高喊「兒少最佳利益」時，往往遮蔽了真正傷人的，其實是那個冷漠而缺乏彈性的制度本身，若體系從未給予過一次具體的陪伴、未曾將藥杯刻度換成可視覺化的標示，那麼，單單究責於一個被剝奪支持的智障母親，這只不過是文明社會最殘忍的集體卸責。

事實上，在女性與身障的雙重交會點上，累積性剝奪早已在她步入法庭前悄然運作：教育資源的排擠、經濟自立的困境與親密關係的脆弱，使其缺乏抵抗風險的資本；加諸於當前社會福利全面朝向資訊化發展，複雜的線上申辦與數位醫療系統，更成為一道無形的科技高牆，將認知受限的母親徹底排拒於體系救濟之外。

總之，文明真正的衡量標準，不在於能多麼果斷地剝奪一個身障母親的權利，而在於是否願意傾全社會之力，架起那座讓脆弱生命得以攜手相扶的橋樑，這場裁定並非單一事件的終結，而是一場關於身障者「消失的主體性」的深刻提問：每一次以「保護」為名的正義，若缺乏具體的可近性服務與制度彈性，都將只是建制化社會對最脆弱生命的最精密剝奪。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9.30：「注定失格的家長？從國際經驗反思兒童保護體系下，認知障礙家庭的親職困境」）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