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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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歷經長達8小時的馬拉松式談判與勞資僵持，最終拍板定案明年（2027）月薪將調高至3萬900元，時薪調高至205元，調幅約為4.745%，只是，勞方代表主張台灣經濟表現亮眼，應反映經濟紅利與物價，爭取高達7.77%的調幅，資方代表則是強烈反彈，指出台灣產業已呈現嚴重的M型化發展，若無差別大幅調升最低工資，恐對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造成致命衝擊，最終在勞資政學四方折衝下，拍板定案4.745%的折衷調幅，然而，諸如總體數據與基層感受的落差M型化結構下的分配正義難題，以及勞資對立的制度困境，依舊是讓該項最低工資審議會一直是處於勞資零和博弈、缺乏更具前瞻性與彈性的多元協商機制的困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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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描述：最低工資連十一漲與三萬大關的歷史交會
2026年9月24日，歷經長達七個多小時馬拉松式艱苦磋商的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最終拍板決定將自明年（2027年）的1月1日起，每月的最低工資由現行的新台幣29,500元調升至30,900元，調幅達4.745%，每小時最低工資則是由目前的196元調整至205元，這是自2016年以來最低工資連續第11年調漲，更寫下最低工資首度突破「3萬元」大關的歷史里程碑，預計將有約261.16萬名勞工（這其中本國勞工約219.72萬人）直接受惠。

然而，這場看似締造歷史紀錄的審議過程卻充滿張力，勞方代表原先主張，考量主計總處預測全年經濟成長率亮眼及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的利多因素，復加上學者依各行業別GDP貢獻度與就業人數加權平均試算，想要爭取高達7.77%或至少5.42%的調漲幅度；相對地，資方代表則強烈引用海關出口及內需數據，指責當前台灣經濟呈現嚴重的「K型發展」，高科技與傳統產業有如冰火五重天般差距頗大，呼籲須顧及中小企業與傳統內需產業的承受極限，最終在勞資雙方僵持不下、資方甚至一度離席抗議的情況下，各退一步拍板定案。

二、原因探究：K型經濟擴張與通膨壓力下的利益角力
此次最低工資之所以能夠打破3萬元歷史天花板，其背後的動能主要係來自於總體經濟表面的亮麗數據，以及基層勞工面臨實質購買力侵蝕的雙重壓力，然而，探究其深層原因，主要還是因為當前的台灣社會正陷入高度分化「K型經濟」的結構陷阱中。

誠然，以人工智慧（AI）與半導體為核心的上行產業享有龐大紅利，獲利豐厚並推升該領域從業人員薪資；但是，下行軌道中的傳統製造業、營建業、餐飲業與中小微型企業，則是面臨到原物料、能源及人事成本等多重夾擊，如此一來，雖然表面上的調幅看似高於通膨，但台灣長期嚴重的隱性通膨，且隨著最低工資的調漲，內需服務業往往在第一時間便將人事成本轉嫁於商品價格，致使物價也隨之跟漲，進而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最低薪資勞工獲得了名義上的調薪，但是，另一方面，本來月薪就落在3萬元至4萬元之間的中低薪、中產階級勞工，不僅沒有分享到科技紅利，反而在物價全面上揚的推擠拉扯下，面臨到實質購買力相對剝奪的困境，成為了此一波最低工資調整政策下，最為顯著的「相對吃虧族群」。

三、改善對策：跳脫單一薪資調控的多元財政與產業升級配套
面對最低工資突破3萬元所引發的骨牌效應與社會焦慮，單靠勞動市場的價格干預，已經不足以解決結構性失衡，而是必須要啟動多面向範疇的改善對策，這其中包括：

首先，針對工商界與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業、傳統產業所面臨沉重人事和勞健保、勞退提繳等附帶的營運成本壓力，政府不能僅扮演「仲裁者」角色，更應落實「AI紅利全民共享，政府有錢也要挺產業」的政策承諾，據以提供實質的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補助、融資優惠與智慧化輔導，從根本上提升傳統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和產品附加價值。

其次，針對被忽略的3萬至4萬元中低薪勞工與中產階級，政府必須善用財政工具，像是稅負調整、租稅減免或針對性的社福補貼等，而非任由其在通膨浪潮中實質減薪；再則，針對勞資雙方在審議機制中對於GDP納入公式與否的爭議，未來應建立更具科學化、客觀化與產業差異化等調整公式的有效管理機制，將產業別的獲利差異納入權衡考量，以避免齊頭式平等的政策工具手段，對於傳統產業和微型企業造成的毀滅性衝擊。

四、衝擊影響與批判性反思：迎向不均社會的建制民族誌思維
從社會學的宏觀視角審視，此次最低工資的調升觸及了產業社會學、勞工社會學、公平社會學以及企業永續經營社會學的核心命題，畢竟，當最低工資跨越3萬元，象徵著國家對於「照顧勞工社會學」的承諾時，我們更應進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工資調漲若未能同步伴隨完善的就業安全體系與通膨抑止機制，極易陷入「名義加薪、實質通膨」的循環，甚至於加劇非典型就業和外勞群體與本勞之間的相對剝奪感。

面對低薪薄利就業與所得階層深化之不均社會，我們必須導入建制民族誌的思維，深入基層勞工（如超商店員、保全、清潔工等）與中小企業主的日常實踐場域，去解構最低工資調整政策文字背後真實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運作，尤其是應要面對K型經濟所帶來的結構性斷裂，並建構兼顧「企業永續經營」與「勞動尊嚴保障」的雙軌配套機制，台灣社會才能在經濟成長的果實中，真正實現分配正義與社會團結的永續願景。

五、結論：在數據狂歡之外，點亮分配正義的溫暖微光
當最低工資三萬元的歷史扉頁被翻開，我們所凝視的不應僅是一組亮眼的經濟數據，而是兩百多萬名基層勞工在柴米油鹽中掙扎與期盼的臉龐，尤其是從中所折射出台灣在K型經濟浪潮下的焦慮與無奈：一端是科技與AI紅利的狂歡，另一端則是傳統產業與中產階級在通膨泥淖中的默嘆，為此，最低工資調幅政策的善意，若是少了精準的配套與全社會的溫柔接住，終將在物價飛漲的現實裡，化為「名目加薪、實質縮水」的如夢幻泡影。

請記住：真正的分配正義，從來不是齊頭式的數字堆疊，而是讓每一個在社會角落默默付出的人，都能在經濟成長的巨輪下感受到溫度的庇護，面對未來的挑戰，期盼政府與企業能以更柔軟的同理心與更宏觀的智慧，打破結構性的對立和撕裂，畢竟，唯有當勞動尊嚴不再被通膨吞噬，當企業轉型與勞工權益能從零和博弈走向共好，台灣這座島嶼，才能在擁抱科技光芒的同時，保有最溫暖、堅韌的人文底蘊，真藉此正迎向一個共融、共榮的韌性社會。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9.24：「最低工資連11漲！明年月薪3萬900元、時薪205元，漲幅4.745%」）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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