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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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與產業缺工常態化，截至2026年6月底為止，合法留台灣的外籍人口已達107萬4,071人，這其中印尼、越南、菲律賓與泰國四國的占比超過九成，顯見勞務移工與跨國婚姻這兩大族群，實為構成台灣地區外籍人口之核心，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視域偏差，比如美日籍人士的高能見度，對比於東南亞籍基層勞工的沉默，這亦反映出階級與族群所交織形成的結構性忽視。

一、事實描述：統計數字背後的圖像落差與社會階層化現況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截至2026年6月底的最新統計，台灣持有效居留證的外籍人口已正式突破107萬人（達1,074,071人），從歷史縱深觀之，外籍居留人口從2016年底的67萬人遞增至2025年底的102萬人，再擴增至如今的107萬餘人，其成長軌跡明確揭示了台灣人口組成與勞動力結構的不可逆變遷態勢。

至於，進一步解構國籍結構，當可發現到：第一名印尼（364,408人）、第二名越南（324,577人）、第三名菲律賓（207,286人）與第四名泰國（84,670人），前四大東南亞國家合計達到98萬0,896人，占整體外僑居留人口高達91.3%，倘若再加上前十大國籍（含馬來西亞、日本、美國、緬甸、印度、南韓），集中度更高達97.4%。

無疑地，該項的統計事實，顯現出深刻的「日常生活體感」與「人口實證數據」之間的「視域落差」（Perceptual Discrepancy），這是因為：一般民眾在媒體形象或都會日常中，經常是有感於西方語系或日籍人士的「無所不在」，但是，數據揭示日本籍（14,199人，占印尼籍不到4%）與美國籍（9,774人，未滿萬人）僅占極小比例，就此而言，這種體感與事實的背離，映照出外籍人口在台灣社會的「空間隔離」與「職業分流」，也就是說，教師、工程師、商務人士等高階白領，佔據都市中心與高能見度場域，承載台灣3K產業（辛苦、危險、骯髒）及中長期照顧重任的那一大群基層移工與跨國婚配人口，卻被隱形於工廠、漁港與家庭照顧的私領域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專有名詞與操作性定義上，必須嚴格釐清「外籍居留」並不等於取得「永久居留」或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依其現行的〈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絕大多數外籍居留者僅持特定目的之有限期居留許可，不過，若是放寬對於「移民社會」（Migrant Society）的普遍定義，那麼，考察的重點突顯的乃是移民社會應具備人口流動多元化、文化包容性以及制度性保障接納等特質，這也映照出台灣現狀所呈顯「移力引進而非移民接納」之於效能傾向和實質工具主義的未文明境界。

二、推拉理論、斜坡理論與結構性條件交織
從社會學與人口學的理論脈絡進行爬梳，外籍人口高度集中於台灣的現象，乃是來自於國際地緣產業、國內人口結構與制度設計三者交織下的結構性必然。

（一）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的操作性檢視：
母國（東南亞國家）的低薪環境、高失業率與階級流動停滯，所形成強烈的「推力」，對應於台灣的缺工潮、相對高薪、高醫療水準與跨國婚姻市場需求，所構成強大的「拉力」，然而，這種推拉關係並非自發運作，而是深受「國際地緣產業社會學」的制約，尤其是台灣在全球半導體與製造業供應鏈中扮演關鍵節點，推動了內部勞力結構轉型，進而將基層勞務密集產業邊緣化，迫使國內市場極度仰壓跨國的邊緣勞力。

（二）斜坡理論（Slope Theory）與資本剝削：
國際間經濟發展水準與薪資報酬的落差，形同高低落差的一種斜坡，資本也必然順應斜坡尋求最低成本的勞動力，如此一來，當東南亞移工為了追求經濟階層翻轉而跨國流動時，其付出的仲介費與制度門檻，卻在底層建立了高度不平等的「權力斜坡」；連帶地，女性嫁給更強的「向上看」的婚姻斜坡理論（Marriage Gradient Theory），亦有其推拉之間的認知行為。

（三）跨國婚姻與移工生活適應的多重困境
台灣外籍配偶與移工在「生活適應」上面臨三大核心困境：語文溝通隔閡、家庭/職場權力結構不對等，以及社會支持網絡的斷裂，來自於建制民族誌的關照視野，亦進一步揭示日常行政程序（如簽證審查、定期體檢、工作轉聘限制），是如何在無形中將外籍人士予於「客體化」和「管制化」，從而強化了台灣社會內部無所不在的階級與族群雙重微歧視。

三、改善對策：跨部會有效管理與多元文化政策的策進作為
面對破百萬的外籍居留人口，若仍以「補充性勞動力」的短期心態對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共融危機，也就是說，復歸於「福利權利化」與「制度建制化」的關懷旨趣，應從多元文化政策社會學與社會共融社會心理學出發，據以構建全方位的行政管理配套。

（一）法令規章與制度鬆綁：應全面檢討〈就業服務法〉關於移工轉換雇主之限制，並落實〈外國技術工作人力計畫〉，建立清晰且可預期的「居留—永久居留—歸化」接軌階梯，降低過度嚴苛的語言與財力證明門檻，落實制度上的平權保障。

（二）跨部會行政協調機制：打破目前移民署（人口管理）、勞動部（移工管理）、教育部（外籍生與多元文化教育）、衛福部（醫療與長照）各自為政的行政割裂現象，進而建立行政院層級的《移民與多元文化共融委員會》，專責處理外籍居留人口之生活適應、通譯服務、心理衛生支援及跨國子女教育等交織問題，尤其是設置專責《外籍權益仲介監管與申訴獨立機制》的積極性作為。

（三）社會共融的心理與社區配套措施：運用社會心理學之「接觸假說」，在社區基層推動多元文化場域建設（如東南亞文化市集、雙語公共標示、社區多元文化中心），減少偏見與刻板印象；同時，建構完善的跨國婚姻支持體系，強化母語教學與雙語教育，彰顯新二代的身份認同、跨文化能力建立、文化資本轉換以及主體權利，而非僅將其視為國家推動新南向或跨國貿易的運用工具。

四、批判性反思：結構性限制、國家安全與移民社會的未來展望
站在批判社會學的角度反思，當前台灣外籍居留人口新制措施背後，仍隱含著深刻的結構性限制，這是因為：

首先，國家政策一方面高舉「多元文化」與「人權立國」的旗幟，另一方面卻是在〈就業服務法〉與資本家的利益妥協下，將基層勞工嚴密扣連於特定雇主與產業，從而形成所謂「商品化的勞動力引進」與「去商品化的福利排除」彼此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移工承擔了維持台灣經濟運作與長照體系的重任，但卻是長期被排除在實質公民權之外，況且缺乏最低工資與工時保障的家事移工，階級與權力的不平等情事，更形加惡。

其次，隨外籍人口突破百萬，國家安全體系雖然提出了對於人口結構變遷、地下通匯、失聯移工及黑戶寶寶（無國籍兒童）等問題的風險控管需求，然而，「國安思維」與「人權保障」不應被對立化，特別是過度強調防衛型管制的國安體系，只會逼使邊緣外籍人口走向地下化；唯有給予合法的身分保障、公平的勞動條件與健全的社會安全網，才是消解國安風險的終極解方。

總結而言，目前的台灣社會，已經有超過107萬的外籍居留人口，宣告了台灣實質進入「移民社會」的歷史新頁，而即使充斥循環型或客工型的移民社會屬性，但是，不能再以「外來者」的冷漠視角，看待這群實質的共同生活者，全社會必須要以宏觀的制度重構，迎接移民社會的諸多挑戰：從權力斜坡轉向平權共融，以及從政策管制轉向主體關懷，方能真正實現一個兼具多元文化彈性、社會正義的台灣共融和共榮台灣。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風傳媒，2026.08.24：「日本不是第一！台灣外籍居留人口破107萬，最多來自哪個國家？」）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