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台灣已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例突破20%,伴隨著「人老屋老」現象的加劇,這也讓雙老囚居問題成為一項亟待解決的社會現象,對此,扣緊事實描述、問題歸因、實踐方案與批判性反思等起、承、轉、合的論述架構,藉此追索對於高齡者權益保障、福利促進的文明化意涵。
誠然,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後,長者面臨的困境不僅局限於生理衰退,更延伸至生活世界裡的多重障礙,首先是「人老屋老」現象,以台北市為例,有超過七成住宅屋齡超過30年,這其中四到五層樓的老公寓占二成以上,這些建築因缺乏電梯等設施,使得長者的出門易行,成為一大嚴峻挑戰,尤其是都市更新因住戶整合難度高而進展緩慢,更形加劇長者的囚居困境。
其次,隱形歧視對於長者生活造成了深遠影响,特別是數位落差已然成為高齡者所要面臨的一大挑戰,舉凡從餐廳的掃碼點餐到醫院的電子化單據系統,長輩們因不熟悉科技而被邊緣化,此外,公共空間中對於長者的刻板印象和不耐情緒,例如嫌棄老人味或不喜歡與陌生老人共處,這也導致長者出現社交退縮的自我阻隔,進一步增加失智風險。
最後,長者在就業市場和住宅資源中也遭遇不平等待遇,即使是首善之區的台北市,65歲以上高齡者勞動參與率不到一成的比重,遠低於鄰近的南韓和日本,而在住宅供給上,以青年為優先的政策,更使得養生宅供應不足,許多長者就只能在不適宜居住的環境中度過權益被剝削的晚年。
至於,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分析,像是,台灣的都市規劃和建築設計未能充分考慮到超高齡社會的變遷需求,導致老屋更新進程滯後,缺乏無障礙設施的結構性障礙,更使得行動不便的長者,在日常生活中面臨諸多挑戰;其次,隱形歧視背後投射出來的是全社會對於老化、衰弱、重病、末期及其死亡的恐懼與迴避的某種社會性排除,如此一來,年輕世代對效率的追求和對慢節奏的不耐煩,加劇長者在公共空間中的進一步邊緣化,這已然是一項預期中的後果,此一認知教育的社會心理韌性復振,當有嚴肅思辨之必要;再則,高齡長者在職場和住宅市場中也受到制度性障礙影響,政府政策偏重於年輕族群,例如生育津貼和婚育宅,從而漠視高齡者的養生宅需求,導致其生活質量下降,此外,長照資源短缺亦是另一大問題,少子女化和照顧人力嚴重不足,致使長照家庭和超高齡社會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長照需求,進一步削弱高齡者生活需求滿足的基本保障。
對此,要解決上述問題,需要從政策、文化和社會層面入手,包括:
1.政府應加速都市更新並強制推行無障礙設施標準,以解決「人老屋老」的雙老問題,同時,公共空間如騎樓、人行道、公廁等基礎設施也需進行全面改善。
2.針對高齡者設立免費或低成本的數位技能培訓課程,例如教學如何使用智能手機、App等,藉此有效縮短高齡者的數位落差。
3.透過政策鼓勵年輕人與長者共同參與社區活動,例如「長者帶幼」模式,讓長者獲得情感連結和價值認同的世代互動感受。
4.互助服務交換機制設計的時間銀行,是一種創新的解決方案,能有效利用高齡人力資源來補充照顧的陪伴缺口,政府應提供財政支持和技術平台,使時間銀行制度更具可操作性。
5.現行〈老人福利法〉應增修為〈高齡者權益保障與福利增進法〉,以保障長者在住宅、就業、健康、社會參與等方面的基本權利。
6.通過認知教育和社會倡議,消除隱形歧視,將「老」重新定位為智慧與經驗的成熟象徵,而非刻板印象的負面標籤。
總之,在分析上述問題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事實:台灣的全齡老化進程已屬不可逆,而現有政策尚未能全面應對此一通盤性挑戰,雖然,政府在長照資源、社區發展等方面有所投入,但仍有諸多限制,如資金不足、政策執行力不足以及文化觀念滯後等。
值得注意的是,解決雙老囚居問題不能僅依靠政府,更需要多方合作,地方社區的創新服務,固然提供了成功範例,但這些模式需要更廣泛地推廣,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同時,如何平衡不同世代間的資源分配,以及如何在政策上兼顧效率與公平,皆是未來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最後,我們必須正視「恐老情緒」、「仇老情愫」及其對於社會心理韌性的衝擊影響,倘若年輕世代持續以效率至上的態度,來檢視非我族類的高齡群體,將進一步加劇代際矛盾和社會分裂,因此,超高齡社會的相關挑戰,就不僅是物質層面的供給,更是一場文化與價值觀念上的變革。
無疑地,迎接超高齡社會,乃是一場全方位的大考驗,唯有通過結構改革、政策創新、文化教育及多方合作,才能真正實現全齡共融的人權社會,讓每位公民都能有尊嚴地度過人生下半場,畢竟,對於老化課題現象的社會性關注,實有其從「事不關己」到「身不由己」的喟然而嘆之憾。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5.26:「人老屋老…雙老加劇,都市囚居難解」)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

高齡化社會帶來的挑戰,並不只是如何照顧越來越多的老人,而是如何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下,同時照顧老人與年輕人,並建立一個能讓不同世代互相支持、共同發展的社會。
隨著人口老化加速,勞動力短缺將成為各國必須面對的問題。因此,延後退休年齡、推動高齡友善職場、鼓勵銀髮族重返職場等措施,都可能成為未來重要的政策方向。這些政策不僅有助於補充勞動力,也能讓長者持續參與社會,維持生活品質與自我價值。
然而,當政府將大量資源投入高齡照顧時,也必須思考不同世代對資源分配的感受。過去,政府推出老人津貼、敬老福利等措施,目的是保障長者生活,但部分年輕人卻感受到另一種現實:高房價、低薪資、育兒成本上升,使他們承受沉重的生活壓力。甚至有些退休公務員每月領取的退休金,高於許多年輕上班族的薪資收入。當年輕世代看見自己努力工作卻難以累積財富,而部分長者擁有較穩定的退休保障時,便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
近年來,從博愛座讓座爭議,到不同世代對婚姻平權、住宅政策或年金改革的不同立場,都反映出台灣社會逐漸浮現的世代隔閡。若高齡化政策只停留在照顧老人,而忽略年輕世代的處境,世代之間的不理解與不滿恐怕只會持續加深。
因此,超高齡社會的關鍵不只是增加老人福利,而是建立促進世代合作的制度與環境。例如推動青銀共居,讓長者與年輕人透過生活交流彼此支持;鼓勵退休長者投入托育、課後陪伴或社區服務,分享人生經驗與專業能力;甚至透過志願服務與社區參與,讓長者從被照顧者轉變為社會貢獻者。這些措施不僅能減輕部分社會照顧壓力,也能創造不同世代之間更多理解與連結的機會。
面對超高齡社會,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老人與年輕人之間的資源競爭,而是建立一個讓不同世代都能共享成果、彼此扶持的社會。唯有當老人能夠安心老去、年輕人也能看見未來希望,高齡化才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而能轉化為世代共榮的新契機。
閱讀〈超高齡社會中的雙老困境及其社會心理韌性思考〉後,我才真正意識到高齡化已不再只是人口統計數字,而是真實存在於許多家庭中的生活處境。
老師提到「人老屋老」、「都市囚居」、「數位落差」以及高齡者遭受的隱形歧視,都讓我聯想到自己目前所研究的身心障礙雙老家庭。許多高齡父母不僅要面對自身身體功能退化,更需要持續照顧成年身心障礙子女。當住宅缺乏無障礙環境、社區支持不足、長照資源有限時,家庭所承受的壓力往往超出外界想像。
文末,老師提到「事不關己」到「身不由己」,讓我特別有感。老化並非少數人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終將面對的人生課題。社會若無法建立尊重長者、支持照顧者及促進世代共融的環境,未來將有更多家庭陷入孤立與無助之中。
我認為高齡政策除了長照服務之外,更應從居住環境改善、社區互助支持及高齡權益保障等面向同步推動,讓長者不只是活得久,更能活得有尊嚴、有參與感與價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