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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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失蹤人口問題愈發受到關注，根據警政署統計，2025年1月至11月，全台共有21,969人被報失蹤，這其中，青少年離家出走、幼童隨家屬離家、長者失智走失等三大族群，佔據了失蹤人口結構的主要部分，這些數據的背後，不僅反映家庭、社會及制度層面存在的問題，也突顯了當前社會在應對失蹤人口議題上的挑戰與不足。

一、事實描述
根據官方數據顯示，2025年1月至11月期間，台灣通報失蹤的人數高達21,969人，這其中45.7%是因「離家出走」，顯示此類事件在失蹤案件中占比最高，至於，12至17歲的青少年失蹤人數達3,754人，其中的65%係由於逃家所致，而更令人感到擔憂的是，近年來，低年齡層兒童的逃家問題，也呈現逐年攀升的加惡趨勢；除此之外，6歲以下幼童多因隨父母或其他親屬離家而被報失蹤，反映出家庭動力內部的監護問題；相形之下，65歲以上的長者失蹤人數達4,699人，其中四成以上與失智症相關，突顯超高齡社會裡的長者安全問題，亦是一項不容小覷的應變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失蹤後可能涉及到的犯罪活動，也引發社會性關注，僅以2023年為例，台灣查獲的少年詐欺案件中，有不少嫌疑人是因為逃家後被犯罪集團利用，成為詐騙車手或提供人頭帳戶的工具，這些情況不僅揭示了家庭功能失調對於青少年行為的危害影響，也映照犯罪集團對於弱勢群體的壓迫性剝削，甚而成為犯罪鏈條中的一環。如此一來，從少年、父母、家庭、幫派到全社會而來的共責關係，皆有進行生態系統性失靈之必要檢討。

二、原因探究
造成失蹤人口問題的多方面交織原因，主要可歸納為家庭、社會及政策等層面。

1.家庭因素：家庭環境是影響個體行為的重要因素，青少年逃家的主因多與家庭關係不和、缺乏親情支持有關，一旦，家庭成員間溝通不良或存在長期衝突時，推拉之間的青少年往往選擇逃家以尋求外界的安慰與支持；此外，幼童隨親屬離家的現象則可能與監護權爭議、家庭暴力或經濟壓力有關。冀此，依法行政、辦理的〈家庭教育法〉及其〈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功能未彰抑或運作失靈情事，實有加以議論、針砭之必要。

2.社會結構性問題：在超高齡社會背景下，長者失智症問題日益嚴重，但現有長照資源不足以應對需求，導致許多失智長者在無法獲得適當照顧的情況下走失；連帶地，青少年犯罪率攀升則是與教育體系的不足、就業機會減少以及經濟壓力密切相關。以此觀之，從家庭、學校、職場、醫療等環扣鑲嵌的守護網絡，當有進行通盤性檢討之迫切性。

3.政策與制度缺口：目前警方在協尋失蹤人口時雖然投入大量資源，但面臨技術與人力上的限制，如山區偏鄉監視器密度不足、跨區協調困難等；此外，針對處竟艱難的高危機家庭，以及逃家青少年及失智長者等高關懷人口，相與對應的防制對策或防治措施，仍顯闕漏不適足，況且現行制度過於注重短期效果，而忽略了長期影響，例如，對於青少年犯罪問題，目前的處理方式更多是懲罰性的，而非重視根本原因的解決，同樣地，對於成年人的失聯案件，法律框架下缺乏強制力，也暴露了政策與執行之間的落差。

三、改善對策
針對上述問題，需從多方面入手，制定全面且有效的改善措施：

1.強化家庭功能：政府應加強對風險家庭的支持，例如提供心理諮詢服務、親職教育及經濟援助，以促進家庭和諧，藉此減少因家庭問題而導致的逃家或失聯事件，就此而言，如何在第一時間裡進行即時的專業性協助，此一攸關到家庭守護網的機制設計，實有必要針對現行社會安全網的運作情形，推動再次的通盤性檢視。

2.完善長照體系：針對失智長者走失問題，應進一步擴大長照服務的覆蓋範圍，推廣如愛心手鍊、GPS定位裝置等科技輔助工具；同時，須加強社區鄰里的互助機制，讓更多人能參與到高關懷群體的守護行列中；連帶地，以在家老化為主的現行失智長者的照顧體系設計，更有必要檢視當前長照家庭力有未逮的動力歸因，及其相對應的結構性解套。

3.教育與預防機制：學校應加強對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引入更多心理輔導資源，幫助學生面對壓力與挫折；此外，可透過校園的認知教育，提升青少年對於犯罪組織危害性的辨識能力，藉此減少其受騙或被利用的安危風險。

4.跨部門合作：警方在協尋失蹤人口時，應與社政、教育及衛福部門密切合作，共同建立早期預警機制，以便及早發現潛在問題，此一攸關到中央、地方、政府公部門、民間夥伴而來的垂直串接、水平對接、網絡銜接和體制架接等制度性擘劃，當有加以解構和重構之必要。

5.法規完善與公共參與：針對特定族群如失智長者和未成年人的保護措施，應考慮修訂相關法規，加強對其權益的保障；同時，可鼓勵社會大眾參與協尋工作，例如透過社交媒體平台擴大尋人訊息的傳播範圍，藉此深化大眾對於失蹤人口及其保護工作的社會性關注。

四、批判性反思
儘管台灣警方在處理失蹤人口問題上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正視結構性挑戰，首先，目前的協尋機制過於倚賴技術手段和警力，而忽視了問題背後深層次的社會原因，例如，青少年逃家和犯罪行為多與家庭功能障礙相關，但現有政策對於如何修復家庭關係缺乏有效指導，導致問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換言之，將人口失蹤的複雜議題，逕自單一、片面的切割化處理，只是更形加深後續問題處理的棘手難度。

其次，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照顧挑戰，已經浮現檯面，但長照體系的發展仍未能確切滿足相關需求，特別是在偏遠地區或弱勢家庭，由於醫療資源和家庭支持不足，失智長者走失後往往難以快速尋回，這不僅暴露了政策執行上的缺失，也提醒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資源分配的不均問題。

此外，在面對成年人因家庭不和而選擇「有家歸不得」的情況時，法律和執法機構似乎也面臨兩難，一方面，成年人擁有自主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另一方面，他們的行為可能對家人造成心理創傷，對此，如何在尊重個人意願和維繫家庭秩序之間找到平衡，會是一項艱鉅挑戰。

總之，有家歸不得及其失蹤人口議題，不僅僅是個人的一項生活性困境，更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一面鏡子，它著實反映出家庭功能弱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超高齡社會照顧壓力增大，以及守護家庭政策執行力不足等多重挑戰，因此，我們需要以系統性思維，來應對此一複雜議題，不僅要加強整合現有的通報、協尋、扶助機制，更要從根源上，改善相關社會結構條件，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家家有本好念的經」，來讓每一位失蹤者背後的人生故事，都能夠被傾聽看見，進而找到回家的路。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2.21：「失蹤人口，去年1-11月全台逾2.1萬人」）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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