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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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說大不小的高教事務，背後卻是有其『早八』走入歷史之後的文化變遷內涵思索。

話說：許多大學生不喜歡上早上八點的課程，而位於陽明山上的中國文化大學，『早八』更是讓通勤的學生苦不堪言，對此，校方在校慶中宣布，將自113學年度（2024年）起早上第1堂課要改從九點開始，並且鼓勵同學善用自主學習，就此而言，相與衍生出的議題論述，便有其嚴肅看待之必要，這是因為：該項重大變革的教務行政措施，也因為會牽扯出來更多的滾動影響，因此，要如何完備應該要有之縝密、周全的正當程序，這會是針砭的考察真義所在，如此一來，宜是要回歸以下的基本提問，那就是，該項重大的策進作為，究竟是想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可以讓想要解決的問題獲致什麼樣的舒緩程度？以及又會衍生出來那些預期性與非預期性後果？

首先，從『早八』到『早九』的時間調整，係為了衝高到課率抑或是當成另類的招生手法？這部分實有商榷之處，誠如，校方抽樣調查台北市、新北市各地區學生的通勤時間顯示，若果是要趕上『早八』的課程，是會卡到中小學的上學尖峰，致使浪費更多的時間塞在路上，如果改為『早九』才上第1節課的話，將可避開人潮，省下8到10分鐘，顯然，延後一小時上課及其所省下不到一刻鐘的通勤時間，究竟是能夠提高多少的到班上課效率，況且還有作息、路況等其他的干擾因素，連帶地，檢視『早八』或『早九』與否的癥結點，理當是要擴及到包括『早八』該科目的課程名稱、課程規劃、課室管理以及學習意願態度的多重因素考量？至於，能否一舉突破現行的招收困境，這只是更形凸顯就讀文大之際，進出山居的結構性限制難題？

其次，即使是範定於該項變革措施的技術性操作，這部分還是存有議論之處，遠地不說，將調整時段與到校上課視為原因和結果的直接性串連，恐有謬誤錯置之嫌，進而忽略了自變項（改九點上課）—中介變項（治學態度）—依變項（提升到課率）彼此之間真正的糾結關係，如此一來，諸如「信—願—行」之自我效能訓練或是「既知為何—才有如何」的認知閉鎖改變，才是道為本的應該作為，畢竟，環視當前『不上課、不買書、不聽講、不互動』的四不原則及其應於脆弱人性誘因而來各項社會性縱容行徑，直指出來的是供給如學校社會端以及需求如受教學生端，推拉之間的結果，卻是漸行漸遠於彼此難以共好的精進成長，至於，該項根本是畫錯重點用以討好學生的民粹舉措，實則是有其行政主義霸權之嫌，特別是公共事務之校園自治及其所欠缺理想言談情境的論述場域，而讓走入歷史的不只是『早八』的課表，而是從文化大學到高教文化之於「爾愛其羊」或「代罪羔羊」的高教素養內涵流失。

總之，對的是培育應變能力的新生世代，有待商榷的則是恣意獨斷的行政主義霸權，這也讓該項舉措作為的可能下場，早已是一項預料之中的發展性後果，就此而言，重要的是，無論學生什麼時間上課，他們都應該學習解決自我問題、時間管理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Importantly, no matter what time students need to be in classes, they should learn the abilities to slove self problems, time management, and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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