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零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社工學分班學生）

 

我國統一發票制度始於1950年，並於同年的12月12日頒布相關辦法，藉由中獎機制，來讓全民監督商家是否有合法開立發票，從而防止店家逃稅以利增加國庫稅收與經濟監控的準確率。

自2000年起為了減少紙本與發票成本而開發電子發票，財政部於2010年全面推動電子發票接著2012年3月1日推出了「電子發票共通性載具」服務，至今行動支付的盛行並用載具發票歸戶，只是，結帳速度逐漸縮短，是否能夠在結帳同時喊出我要愛心碼捐發票，抑或是提前拿出條碼準備請店員掃，在追求小確幸的時代裡，將載具改為捐贈給機構也變成“部分有愛心的人”的事情。

值此整體社會結構追求快速，甚至是所謂宅經濟時代到現在的“後疫情”，網路購物的興盛，開立發票與捐贈發票變得簡單快速，瀏覽各大網路購物平台，捐贈發票總是那幾個大機構可以直接勾選，小機構要用選單拉選或是自己輸入愛心碼查詢，誠然，大型機構、知名機構反而對小型機構或剛起步的機構造成的排擠效應，生存不易的小機構在財源方面常常需依賴爭取政府方案、愛心捐款與發票的捐贈，而大型機構本身就具有向政府競爭大型方案的優勢，相形之下的下小型機構，變成了社福機構裡的“弱勢”，這現象不是單純的優勝劣敗，而是在社會變遷下社福機構被迫爭奇鬥豔拼命曝光、想出最有效果的愛心碼諧音、至行銷與包裝機構，廣告、文宣甚至辦理抽獎活動，是否已遠離當初立案服務的理想？

社福機構的成立是一群人看見一群需要被幫助的人，秉持服務與追求社會平等與減少社會負擔下形成，然而，台灣的社會福利脈絡自會社式、宗教式到逐漸法制化乃至於接軌於國際公約等，公平正義的理想何在？而機構也逐漸變成“戲棚跤徛久就是你的”（Hì-pênn-kha khiā kú tō sī lí ê.），但是，生存下的機構是被政府豢養抑或是成為變相的行銷專才？

最後，大型社福機構累積足夠量能（財力、人力）轉型成社會企業，這是否有如表面上包裝著一片藍海的糖衣福祉；連帶地，社福圈內的相互排擠、不斷被墊高社工和社福機構身價與地位，案主們的真實需求又是否能夠被真正看見？販賣愛心和明顯缺陷（appearance）的個案拍攝廣告、海報，或是庇護工場員工在街角喊著口號賣餅乾、在庇護商店裡推銷商品，這究竟是訓練還是爭取同情、憐憫？如何實現以人權為基礎的教育，以讓民眾對於不同個體有多方面的認識與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