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女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碩士)

 

報載青少年誤入歧途,接受矯正處分回歸社會之後的再犯率逼近四至五成,雖然,有社會局處社工和法院接管,法定期至少也要追蹤輔導一年,但是,這個俗稱「後追」的過程,實際上,卻是形同所有約束歸零和關懷歸零,根本無法掌握實況,就此而言,另類逆風少年及其展翅高飛的突兀現象,頗值得加以關切。

首先,在今年(2019年)5月<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多項修法,包括以「曝險少年」觀念取代「虞犯少年」,未來曝險少年的輔導將改採「先行政後司法」的操作原則,並且在各個地方縣市政府成立專屬的少年輔導委員,以保障這群少年的人身權益,此外,基於平等受教原則,法務部在今年8月將桃園、彰化兩所少年輔育院,正式改制為新竹誠正中學的桃園、彰化分校,讓所有接受感化的少年,如同一般的學生以享有平等受教的權益,期待透過多元、另類的教育方式,以看到亮麗的未來人生。

事實上,從修法的去標籤化或是輔育院的改制,這些少年在其成長過程當中,就其學業技能學習層面而言,就算是設計較簡單的課程,進校前低落的學習成就和欠佳的學習動機,致使所學有限,導致離校之後,不論是就學或是就業的轉銜,都是一個大問題,此外,從認知發展層面來看,原生家庭與同儕關係過去所建立的價值觀念,內在認知基模的翻轉並非在短時間內,便可有所改變,乃甚至於家庭、學校以及社區與社會,是否也同樣準備好,以接納這群孩子的復歸?對於來校迎接離校的少年,經常是「大哥」而非家人;孩子在離開前驚慌地問老師,「我今天晚上要睡那?」,這真是叫人情何以堪?難道,矯正學校與後追,都僅是一個通過性儀式,使其難以脫離犯罪宿命的輪迴?

再則,現行的後追系統,會在孩子離校之後,電話追蹤一年,主要的障礙乃是來自於名冊派案上「只有名字的少年」,這些少年較一般少年來說,更為社會化,一旦在第一時間沒聯繫上,想再找到,就得費一番工夫,然而,透過通話難以建立對社工的信任感,也就不容易了解少年離校後真實的狀況,更何況,大部分受輔導少年對於後追都頗為反感,不是馬虎應付,便是置之不理,對於主責後追的社工,更是一大挑戰,就此而言,後追是有它存在的價值,但是,當前的後追做法,更有待商榷。

對此,從生態系統理論觀點與社會心理發展階段來看,重返社會的少年,會再次誤入歧途而回籠入監者,多屬於未升學、未就業的「雙未少年」,有其與原生家庭、同儕關係、自我認同和經濟來源這四大因素息息相關,倘若能夠在矯正學校中透過輔導資源的介入,進行基礎教育的養成,並且經由性向測驗、探索教育的優勢觀點,給予相關的充權和培力,使其在校內便能學得一技之長,離校之後,經由再次的職前訓練或就業輔導,得以在穩定工作中找到自我價值,同時,也可以生養自己,以遠離過去的生活環境抑或是課業輔導的再升學。只不過,矯正學校時間短,必須依賴後追的接力,才能無縫接軌把孩子「守住」。冀此,後追社工的職責便不再只是離校後透過電話「問安」,而是應該要有在校內到離校期間,面對面的服務,才能獲得信任。

總之,後追應由原生家庭、學校、社會局處、勞動部甚至於民間團體等單位合作,從校內就開始建立長期與孩子互動、培養熟悉感,成功的後追,便可讓今天的『逆風少年』以成為明天的『乘風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