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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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鄰國的日本來說，本世紀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登基長達30年的明仁天皇，在其生前便完成退位交棒的君主世襲制，這除了意指平成時代的結束以及令和時代的到來外，從區域地緣或文化主義的綜融觀點來看，背後所糾結的賡續意義，是有它值得探究之處。

君不見：上個一世紀六Ｏ年代的『日本能，我們為何不能？』，直接催化了包括韓國、新加坡、香港以及台灣所謂亞洲四小龍急於追趕的動力誘因，換言之，侷限於上一個世紀東、西社會相互隔絕的某種封閉時代氛圍，早於和領先四小龍並且與歐美國家接軌的日本，便成為後進國家鑲箝於發展主義及其擴散模式的重要憑藉，更遑論於二次戰敗的日本這個國家，又是如何從殘缺到復興，從而找到世界分工的重要立足所在，就此而言，對於當代日本的變遷考察，也不單單只是限縮在特殊事件的小歷史，而是要扣緊中長期的大歷史，以思索一種帶著走的應變能力，舉凡是從個人、企業、社會到整個國家，都是需要百轉千折的時代淬鍊，也就是說，從紮根、蹲點、厚植到蛻變，其所顯現出來的是某種精益求精的自律態度，這未嘗不是泱泱大國的中華與台灣之於蕞爾之島的日本，高下立判所在？

連帶地，從明仁的『平成』到德仁的『令和』以迄於從戒嚴到解嚴的台灣社會，兩廂對照之下，如今的台灣民眾雖然跳過日本，快速且直接和世界有所溝通，但是，台灣的全球化布建工程，卻是無法在OEM的人流與ODM的資訊智慧流，有效展現變則通的權變能力，相反地，從對於日本的放棄追趕到之於新加坡等國的望塵莫及，那麼，這一路走來的「日本能」、「韓國能」抑或是「台灣的萬萬不能」，點明：關乎到個體、社會、國家的權能培力一事，斷然不能只是一種民粹主義的集體性自戀，而是有無領悟到相迎世界的翻轉蛻變，包括妳、我在內的台灣一地，是否勇於面對自己的脆弱，特別是一種從向內推的『島國自閉』到往外求之『海洋文明』的認知基模翻轉。准此，在這裡的思辨所在理當是要因勢利導於從『平成』到『令和』的多面向變遷解讀，進而找出台灣應變於全球的國族認同、社會連帶或是世界分工的角色定位？

總之，他山之石的攻錯之意，並不全然是在於全有或全無的道德想像，以此觀之，要如何從結構環境、典章制度、人性誘因的整體性考察，以思索各安其位的時代應變對策，遠地不說，回應於高齡少子女的國安危機，在顧老、育嬰的人口海嘯命題上，故步自封的台灣社會，可能的落差與斷層，又豈止一個『難』或『爛』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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