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名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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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針對救國團長期占用台北市松江路的國有土地一案提出訴訟，一審救國團勝訴，二審則敗訴，最高法院的最新判決書，則是維持高等法院見解，判救國團除了需要還屋外，另須回溯從2011年8月5日起，按月給付租金新台幣76萬多元，全案至此定讞；連帶地，行政院的黨產會也預計稍後召開聽證會，並且要求救國團、國民黨等代表出席，藉以釐清「附隨組織」的相關疑慮，無疑地，對救國團乃至於國民黨其它的附隨組織來說，該起訴訟當只是第一槍，後續還有許多的關卡要加以面對。

誠然，作為許多四、五年級生集體回憶的救國團，即便已經是在進行各項積極的轉型改造工程，但是，仍然還是無法擺脫救國黨之於黨國色彩的認知基模，以至於屢屢成為追討黨產的的標地對象，就此而言，昨是今非的時空錯置，多少模糊了該起訴訟案背後所應該要傳達的變遷意義，就此而言，關乎到救國團多重面向的勾勒描繪，自當是其歷史性爬梳的必要性，以此觀之，成立於1952年且隸屬於國防部之下的救國團（原名青年反共救國團），設置的組織屬性已然是兼具反共救國的政治意涵，連帶而來的是各種鎖定年輕世代為主的團康活動，亦何嘗不是直指某種『半政治性』的政治資本擴充目的，至於，相應於1987年解嚴之後的社會氛圍，救國團業已於在1989年向內政部登記為社團法人，乃甚至於在2000年之際，一舉去除組織稱謂中的「反共」兩字，從而積極發展多元事業。

准此，救國團從政治宣傳的外圍組織到營業事業的社團法人抑或是轉型變成一個社區教育的『補習班』，那麼，歷史進程背後所糾結的政黨屬性，這已然成為揮之不去的『原罪』，如此一來，朝野政黨之間的任何角力，在其啟動相關政治性舉措的當下，已然是鑄下更多的『悲情』，這一點更是超乎從不公義政權到轉型正義的狹義性政治訴求；連帶地，黨國不分時期所豪取的土地、建物，更成為救國團無法抹去的政治性烙痕，而這也使得藉由司法或是立法手段的相關追索行徑，自當是一項預料之中的發展性後果，就此而言，第二次政黨輪替期間的2016年7月12日所通過廢止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藉以讓紅十字會正式回歸到「人民團體法」裡包括選舉、募款等等的相關規範，這只是一連串所謂『紅會效應』的開端而已，後續諸多滾動性的衝擊影響，才是考察的針砭所在，這當中包括有：從黨國主義到人團法意；從剛性政權到柔性政權；從強人統治到法理統治以迄於從國際性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INGO）到國內一般性質的非營利組織（indigenous non-profit organization，簡稱INPO）等等的命題思辨。

總之，見微知末看待該項的訴訟結果，那麼，所謂的『紅會化效應』將會鋪天蓋地於包括救國團或婦聯會等等的政黨外圍組織，並且進行所謂標舉轉型正義的重大變革，以此觀之，諸如『後紅十字會』、『後婦聯會』抑或是『後救國團』等等的變革工程，這更是用以檢視該項人團政治化議題現象的針砭所在，換言之，從合法性、適法性到正當性以迄於從政治型非政府組織要如何過渡到公益型的非營利組織，此一漫漫長路的社會變革工程，才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