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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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勞動部統計處所公布關於申請育嬰假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現出來若干變遷趨向的結構性意義，而值得加以正視。

首先，就育嬰假申請案件的整體面向來看，那麼，2010年之際共計有34,218件的育嬰假申請，不過，到2015年則是有高達85,872件申請，遽增的幅度有2.5倍，至於，回應於性別變項而來的交叉分析，那麼，2010年與2015年這兩個不年度的女性申請者是從27,718件增至71,614件，增加的幅度為158.37%，而男性則是由6,500件增至14,258件，增加率為119.35%，就此而言，育嬰假的主要申請仍為女性，占有八成的比重，約為男性的5.02倍，不過，相較於2010年，男性部份則是成長有1倍之多，如此一來，一方面顯現出來從私領域的家務分工及其可以比較價值（the comparable worth）的職場待遇，多少還是有其包括性別體制、性別分工以及性別階層化的深邃論述，就此而言，當男性申請案件的增加情形，對照於以女性、母職為重的照顧負擔，那麼，包括生理性別、心理性別、社會性別以迄於文化性別的角色派給和行為規範，這似乎也突顯出來『天花板』以及『樓地板』所加諸於女性身上的多重壓力與人身負荷！

其次，就育嬰假申請案件的個體面向來看，那麼，因為遲婚、晚生的客觀事實，這使得2015年就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初次核付對象係以「30~34歲」的38,962件居首（占45.37%）以及「35~39歲」的20,516件居次（占23.89%），同時，男女兩性都是以「30~34歲」該一年齡層最多等等的變遷現象，多少顯露出來從樂婚、願生、教養與健康維護，此一近壯年人口世代的家庭照顧藍圖和福利服務網絡，宜是要有不同的對應策略，畢竟，一方面幼齡子女的中高齡父母，勢必是要用加快的速度以追趕落後的發展進度，但是，限縮於體力、精力以及財力的環境條件，那麼，加諸於母親身上的親職角色扮演以及這些家庭身上的守候成長機制，點明出來一套分殊差異的家庭服務模式，是有進行綜融論述檢視的必要，就此而言，無論是從交易成本到機會成本以迄於從內部成本到外部成本，要如將『婚－生－教－養－衛』視為一項國家機器的公共照顧責任，對此，現行的社會保險、社會扶助、福利津貼與福利服務等等的機制設計，也要有從對象之間到之內以及從項目之間到之內的分類分級化設計。

總之，關於父母兩造申請育嬰假一事的延伸性討論，突顯了家庭組成和家庭結構的變遷意涵，亦即，夫妻兩造都成為不可取代的親職角色，只不過，主從之間的角色增補，這多少還是有它所得維持的經濟風險考量，就此而言，扣緊自我概念的探索教育，公權力要如何去圓袋鼠爸爸的親自照顧責任，這會是需要更多的解套對策和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