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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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制度的「正名」向來就不只是語意學的修辭遊戲,而是交織著權力、資源與專業尊嚴,重新洗牌的政治現場,對此,社工界接連掀起兩波輿論海嘯:先是台南市研擬將親子悠遊館及兒童館的「社福宣導員」變更為「社會工作人員」,看似為基層人力「升格正名」,實則在預算結構與專業門檻未同步到位的情況下,再度攪動了助人專業體系的一池春水,其次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招聘「社工員」時,竟未限制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引發基層炸鍋,逼得衛福部重申「不可名實不符」的底線。
這兩起事件宛如一體兩面的照妖鏡,映照出台灣社工體制在「社工師」、「社工員」與「專案人員」三者之間,長期存在的分類模糊、養成斷裂與制度性剝削,當「名」與「實」在官僚體系的公文往返中被隨意置換,我們看到的已非是單純的人力調度,而是一場從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全面潰退的專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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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價值理性到工具理性:考績報表下的「名實相違」
Max Weber所言之「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本是社會工作安身立命的靈魂——對人性尊嚴的無條件捍衛、對社會正義的執著追求,然而,在當代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的席捲下,公部門與委外機構日益沉迷於KPI、核銷率與服務人次等「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算計。

試想:當地方政府以「缺工」為由,放寬「社工員」的本科學歷限制,甚至於將原本負責場館營運與活動推廣的「社福宣導員」直接更名為「社會工作人員」,背後的算盤再清楚不過,乃是:用最低的行政成本,填滿法定的人力配置數字,尤其是社工師需要國家考試證照、社工員需要專業學分與實習洗禮,相形之下,專案人員則是’游走在勞基法與委外契約的灰色地帶,這使得當官僚體系把這三種具備不同專業養成厚度和法定義務的角色,視作可隨意貼換標籤的「人力耗材」時,專業倫理便在公文蓋章的瞬間被徹底矮化。

二、建制民族誌的凝視:文本如何建構「共犯結構」與「制度壓迫」
若借用Dorothy Smith的「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視角,從基層工作者的日常經驗向上追溯,便會發現這並非個別首長或承辦人的疏失,而是一張由「主導文本」(Ruling Texts)所編織而成的共犯網絡。

在衛福部的薪資制度與各縣市的採購招標規範中,明文區隔了「社工師執照加給」、「社工系學歷起薪」與「一般專案人員薪點」,然而,當地方財政拮据、標案預算遭層層壓縮,地方政府與民間承辦單位往往形成一種心照不宣的「共犯結構」,那就是:中央訂定高標準的服務指標,地方則是透過「文字遊戲」來規避人事成本,甚而把非本科系者聘為社工員,是變相的「高階低用」和「專業稀釋」,尤其是將宣導員改制為社工人員,若無相對應的專業督導與風險津貼,則是將行政庶務人員推向高風險個案的第一線,美其名曰「賦權」,實則是精緻的「制度壓迫」。

三、三種變異情境與理論交鋒:當專業邊界全面失守
在這場名實錯亂的制度變異中,基層現場已浮現三種令人憂心的社工變異情境,各自對應著深刻的社會學與組織理論警訊:

其一,去專業化的替代效應——以非本科系人力充任社工員,導致個案評估流於直覺與常識,這正是Harry Braverman「勞動過程理論」(Labor Process Theory)所批判的去技術化,也就是說,資本與官僚體系透過拆解專業工作的複雜度,將原本需要高度臨床判斷的助人歷程,降格為照表操課的行政流程,進而合理化低薪與高流動率。

其二,標籤通膨下的角色超載——如親子館宣導員逕自轉軌社工人員,表面上獲得了社工頭銜,實則是在缺乏創傷知情訓練與危機處置資源下,被迫承擔兒少保護通報與高風險家庭篩檢的重責,這完美印證了Michael Lipsky「基層官僚理論」(Street-Level Bureaucracy)的困境,亦即:當第一線人員在資源嚴重不足、角色定義模糊的夾縫中求生,最終就只能發展出防禦性例行公事,藉此自保取代真正的服務品質。

其三,專業內部的階級裂解與社會微歧視——當「有照社工師」、「無照本科社工員」、「非本科社工員」與「改制專案人員」同處一室,卻領著截然不同的薪資、承受不同的社會肯認時,職場內部便滋生出隱微的社會微歧視,這正是Pierre Bourdieu「場域與象徵暴力理論」(Field and Symbolic Violence)的寫照,為此:制度製造了資源匱乏和位階落差,卻是讓基層工作者彼此猜忌——本科生排擠學分班生的出身背景,學分班生質疑非本科生拉低專業水準,非本科生則在名不副實的眼光中承受自我認同的撕裂,而真正的制度設計者卻是隱身於結構背後,全身而退於大言不慚的誇夸其談。

四、從供需失衡到多元協作:戰略對症與戰術下藥
我們當然理解地方政府面對「社工荒」的焦慮,畢竟,高工時、高情緒勞動、低薪資與人身安全威脅,使得社工系畢業生「學非所用」的比例居高不下,然而,解決供需失衡的藥方,也絕非單純的降格以求或張冠李戴。

首先,在戰略層次上,必須回歸「單一專業到多元專業」的團隊協力思維,這是因為,現代社會問題盤根錯節,親子館需要的是幼教、社福宣導與社區營造人才,保護性業務則是需要受過嚴格臨床訓練的社工師和社工員,以此觀之,我們需要的不是把所有人都叫作「社工」,而是建立「跨專業團隊」(Interprofessional Team)的分工光譜——讓社工專注於高難度的個案處遇與系統倡議,讓行政專員在各自的職系中獲得清楚的職涯階梯與尊嚴報酬,各自精彩,互不替代。

其次,在戰術層次上,衛福部與地方政府必須徹底清查各類標案與約聘僱職稱,落實「名實相符」的稽核機制,凡是掛名「社工員」或「社會工作人員」者,必須嚴格把關其學歷與專業訓練門檻,若因業務轉型需將宣導員納編為社工體系,則必須同步配套「在職學分補助」、「帶職帶薪實習」與「專業督導護航」,絕不能讓基層人員在沒有裝備的情況下,赤手空拳直接上戰場。

四、結語:還給助人者一個清白而有尊嚴的名字
文字是有重量的,職稱更是一份對於全社會的莊嚴承諾,當一位陷入絕境的母親走進社福中心,她所託付的,乃是對「社工」這兩個字背後專業倫理與國家保障的信任,就此而言,如果連政府都帶頭模糊「社工師」、「社工員」與「專案人員」的角色界線,而是任由名實不符的亂象在公文系統裡偷換的借殼上市,那麼,我們所透支的,將不只是基層工作者的熱情,而是整個社會安全網最珍貴的公信力。

祈願主政者少一分「便宜行事」的官僚算計,多一分「敬重專業」的制度擔當,請還給每一位在暗夜裡為弱勢點燈的助人者,一個清白、準確,和配得上他們付出的名字——讓社工歸社工、讓行政歸行政、讓宣導歸宣導,讓每一項的專業都能在陽光晴天下,各安其位且挺直腰桿。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報導,2026.11.12:「社工界炸鍋!地方聘『社工員』未限本科畢業,衛福部:不可名實不符」)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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