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電子發票愛心碼9595995、9595520

 

前情提要：
在福利社會發展與兒童權利保障的論述場域中，「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已然成為兒少保護體系之核心典範，地方政府推動之《花蓮縣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旨在於透過系統性之資源挹注、媒合機制與個案管理，強化親屬照顧者之量能和能量，藉此促進受保護的兒少，於熟悉之血緣與文化脈絡中安定成長，然而，倘若我們抽離官僚行政文書中鋪陳之績效指標與執行項目，並以嚴謹之社會學想像審視，便會發現該計畫的深層結構實為一場官僚建制和在地生命經驗、邊陲地理以及原住民部落體制間的複雜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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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端與供給端之體制對位：官僚分類邏輯與部落生命地景的落差
計畫文書中對「需求端」的描繪，奠基於一連串標準化的變項劃分，這其中包括：安置兒少之性別、年齡（0-6歲、6-12歲、12-18歲）、族別（漢族、阿美族、太魯閣族、布農族、泰雅族、排灣族等）、身心狀況（一般需求、特殊需求）、安置來源（保護性安置、跨轄案、脆弱家庭）、進案原因（無力照顧、照顧疏忽、遺棄失依、入監離異、兒虐、目睹）及安置期程（未滿2年、2年至未滿3年、3年以上），至於，在「供給端」，則是聚焦於主照者親屬之年齡（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以上）、性別、婚姻狀況別（已婚、單親含未婚、未婚同居），以及與被照顧兒少之親屬關係（父系親屬、母系親屬、重要他人）等。

（一）評估技術的建制化排除
從福利建制觀點切入，現行兒少保護體制高度依賴以「個人化失能」為其核心的法制化評估工具，官僚體制亦習於將特殊需求兒少與一般需求兒少類別範疇化，並將安置來源和進案原因化約為可統計的行政變項，然而，這種技術主義的分類，往往掩蓋了東部邊陲地區結構性貧窮、勞力外流與偏鄉醫療資源匱乏的本質問題。

（二）建制民族誌反思：被抽象化的照顧現實
援用建制民族誌的視野反思，當社會工作者的筆尖在評估量表上記錄「祖父母年齡偏高、婚姻狀況單身、經濟邊緣」時，體制文字便完成了一次對在地生活經驗的剝離，親屬照顧者——特別是部落裡的阿嬤，其照顧行動並非源於條例規範，而是深植於部落親緣責任與生命史的必然選擇，就此而言，官方建制將親屬家庭轉化為合格與否的替代性照顧單元，卻疏忽了照顧者自身亦承受著老化、慢性病與經濟匱乏的多重交疊困境。

二、媒合端與服務端的空間阻隔：地理邊陲下的專業主義迷思
花蓮縣地形狹長，南北縱谷跨越上百公里，計畫在「媒合端」按區域別（北區、中區、南區）進行資源配置和服務輸送，並在「服務端」規劃了個案工作項目、方案活動項目與方案管理執行項目。

（一）區域治理的體制張力
誠然，冷冰冰的行政區域劃分，極易割裂原本完整的在地生活圈，花蓮縣北區的醫療與教育資源相對集中，而中南區的部落親屬家庭在面臨特殊需求兒少之早療、心理諮商或就醫需求時，往往需承受極高的交通與時間成本，就此而言，若是缺乏在地交通與生活津貼的實質補貼，所謂的區域媒合終將流於行政邏輯的自我完成。

（二）文化安全理論的剖析
文化安全理論提醒我們，當專業社工帶著主流社會的標準親職教養範式，深入偏鄉與部落服務端時，極易產生無意識的文化霸權，連帶地，倘若個案工作僅止於監督照顧者是否達到官方標準，而非理解部落共享照顧的原民歷史智慧，服務過程便可能造成照顧者的疲憊無力和心理挫傷。

三、績效管理與創新服務的兩難：數字迷思與主體性培力
計畫在「績效管理端」強調生活資源挹注與定期訪視的前後比較，並在「創新服務端」推動兒少培力與親子共遊探索體驗，但是，也會有關於數字迷思和主體性培力的相關提問。

（一）體制轉型批判
任何制度改革若陷入表象KPI的榮光，便會失去其深層的社會重構動能，對此，當前福利績效管理往往偏重訪視次數、物資發放量與滿意度問卷等量化指標，弔詭的是，親屬家庭之生活品質改善，這又豈止是定期發放生活資源與填寫表格所能全部涵蓋的？而過度的行政管考，反而排擠了社工與親屬家庭，建立深刻信任關係的另類共親職。

（二）社會資本理論與創新服務的實踐
社會資本理論主張，個體的福祉取決於其所嵌入的社會網絡和信任關係，以此觀之，創新服務端所規劃的兒少培力與親子共遊探索體驗，其真正價值並不全然在於舉辦了多少場次活動，而是在於能否為長期處於封閉與壓迫狀態下的親屬家庭，重建所謂的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為此，透過共遊體驗，促進世代間的情感流動，讓受保護兒少在探索環境的過程中，重新找回自我主體性，而非僅是被保護、被處置的客體。

四、圖像分析端：親屬家庭共親職、部落親職教育與跨域網絡多協力
關於該項計畫的「圖像分析端」，強調親屬家庭共親職、部落親職教育與跨域網絡多協力的整體願景構思，具體而微的操作性運作，包括：

（一）翻轉共親職與部落親職教育
部落親職教育絕非將主流家庭教育課程搬至部落活動中心宣講，比如阿美族等部落社會中，育兒向來是年齡階層與部落親族共同承擔的集體責任，如此一來，計畫必須從建制批判走向在地實踐的共生社區，將共親職的概念從單一家庭擴展至部落社群，發掘並賦權部落長者與文化領袖，讓文化成為最具韌性的保護因子。

（二）跨域網絡多協力的體制重構
福利網絡的建立必須克服機關割裂的本位主義，也就是說，兒少保護絕非社政單位的孤軍奮戰，衛政單位的發展遲緩篩檢與心理衛生資源、教育單位的學校輔導系統，乃至於警政與在地民間組織，必須突破行政藩籬，換言之，真正的跨域協力，係基於對家庭生命史的共同理解，而非行政公文的核備轉發。

五、結語與可行建議：回歸在地生命的溫度與體制韌性
檢視《花蓮縣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我們既看見了政府行政體制嘗試導入資源、完善照顧網的努力，亦深刻體察到標準化建制與邊陲在地現實之間的張力，至於，兒少保護的終極目的，也不在於打造一個完美無瑕的行政管控網絡，而在於為受傷的生命找回溫暖、安全和持續成長的土壤，尤其是從深植於花蓮土地脈絡出發之全村、全部落與全社會的共同守候。

總之，期待兒少保護體制走出一條具備文化安全與體制韌性的道路，讓花蓮的受保護兒少在熟悉的土地和部落的溫暖中，不再只是被處置的客體，而是被愛與韌性滋養、昂然茁壯的主體。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世界展望會方案外督，2026.11.06：「《花蓮縣兒少保護親屬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