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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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最新發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報告（2026年至2075年）》，揭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慄的社會地景，若以中推估情勢進行精算，台灣總人口數將於2039年跌破2,000萬人，2053年降至1,480萬人；倘若少子女化與全齡老化的趨勢未能逆轉的話，到了2068年前後，全台總人口將僅剩下不到1,000萬人，短短數十年內，台灣將經歷規模空前的人口蒸發，從動態繁榮的科技島國，快速推移至人口高度稀釋的「極限社會」。

更嚴峻的是，這種人口規模的下滑並非單純的數字變化，而是伴隨「極端老齡化」與「勞動力衰退」的雙重夾擊。數據顯示，2037年起，45歲至64歲的中高齡工作人口占比將正式超過五成（50.2%），標誌著台灣勞動力供給，將徹底告別青壯年為主的黃金時期，邁入「又少又老」的結構困境。至2075年，每一百名工作年齡人口更必須負擔高達136.6名依賴人口，扶養比呈現毀滅性失衡。

面對此一「滅國等級」的人口危機，過往八年政府編列了近六千億元公帑，打著《少子女化對策》旗號進行各式現金補助與福利津貼疊加，但總生育率卻一路下滑至0.7，甚至更低。此一客觀事實證明：寄望於「無腦式津貼補貼」的政策套路，不僅無法誘發青年世代的生育意願，反倒暴露了國家機器在面對人口轉型時，缺乏總體戰略思維與結構性改革勇氣的荒謬困境。

然而，何以鉅額的財政轉移支出無法換來生育率反彈？這其中糾結「適婚當育」、「安居樂業」、「人口紅利」與「代際傳衍」等面向的諸多撕裂。

首先，在適婚當育的視野下，婚姻與生育並非孤立的個體選擇，而是深受適婚年齡段人口基數與有偶率控制的結構行為。內政部統計顯示，台灣20至49歲女性的有偶率已從2005年的55.3%滑落至近年不足44%，雪崩般的結婚率直接封鎖了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

其次，從安居樂業的角度檢視，當前青年世代面臨的是「高房價、高物價、低薪資、高工時」的四高壓迫，進而包括「高昂的購屋與租屋負擔」、「育兒教育與機會成本過高」以及「焦慮於既有生活自由與品質被剝奪」，成為影響青年生育意願的三大主因，遠地不說，當一間房子的總價，需要青年夫婦不吃不喝數十年才能購入時，每月數千元的育兒津貼無異於杯水車薪，而政府試圖用福利補助補貼資本市場所造成的居住不正義，結果只是讓轉移支付被高房價和高生活成本徹底沉沒。

最後，就人口紅利與代際傳衍而言，傳統人口紅利奠基於高人口數量、優質勞動力以及輕微的扶養負擔，然而，台灣長期將勞動力視為低廉的生產要素，未能及時升級產業與勞動法制，致使青壯年族群在面對自身生存威脅時產生了「個體性的自我防衛機制」，亦即，透過拒絕進入婚姻與生育，來終止貧窮與焦慮的代際傳遞，以此觀之，當世代傳衍的心理動機從「傳宗接代」轉變為「不忍讓下一代重複承受結構性苦難」時，少子女化便不再是一項道德議題，而是一場針對不友善生存環境的集體無聲抗議。

尤其是，透過發放補貼，創造了「政府有在做事」的行政假象，卻無視於個體在日常生活文脈中所遭遇的結構性統治關係，例如建商與資本對於土地價值的壟斷、企業對彈性勞動的榨取、性別分工中對女性非給付照顧勞動的剝削等，倘若不打破這些統治權控關係，任何單點式的政策加碼，都只不過是體制內部的自我安慰。

總之，人口蒸發與全齡老化並非遙遠的末日預言，而是當前台灣必須直接面對且不可逆的客觀事實，而國家體制運作的治理思維，也必須徹底從「追求人口總量成長」的舊軌道，切換至「適應人口減少之極限社會」的新典範思考，唯有拿出痛定思痛的全民意志，全面推動經濟、勞動、居住與福利體系的結構性轉型，台灣方能在人口寒冬中，為子孫後代鑿出一道安居樂業的永續曙光。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聯合新聞網，2026.08.29：「8年砸近6千億無腦補貼難阻生育率下滑，李彥秀籲：賴總統速開國是會議」）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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