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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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台北市長蔣萬安推動所謂的《無菸城市》，設置多處格柵式的戶外吸菸區，但卻因外型宛如鐵籠、監獄，再加上使用率與設計問題，遭致民眾及跨黨派議員的砲轟撻伐，台北市政府府亦從善如流隨即拆除，此一『蓋了再拆、拆了再想』的決策模式，恐怕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爭議之處，況且還欠缺包括需求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等方案設計、規劃，所應該要有效益評估的機制設計，更遑論於從公共空間到私密場域、從癮君子族群到非吸菸人口、從個體行為到從眾行徑、從一手菸到二或三手菸、從條件開放到負壓隔離、從依附品到嫌惡物、從戕害身體到疾病治療、從個人代價到社會成本、從吸菸成本到不吸菸機會成本，以迄於從抽菸行為到反菸認知作戰，直指該項無菸城市的公共政策，是需要有分類分級、分階、分段、分處和分流的整全多層擘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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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描述：從「無菸願景」到「狗籠爭議」的施政陣痛
臺北市蔣政府將打造「無菸城市」列為重要施政藍圖，旨在於透過空間分流機制，來減少戶外二手菸對於非吸菸市民的干擾，行政團隊於西門町等高人流商圈設置負壓式吸菸室；同時，亦針對人潮密度與空間條件不同的場域，嘗試採用植栽綠籬或金屬格柵進行空間隔離。

然而，2026年8月，位於公館商圈的格柵式吸菸專區設置後，因金屬柵欄的外觀設計極具壓迫感，遭到民眾與社群媒體諷刺為「露天鐵籠」、「監獄風」甚或是「狗籠」，特別是相關的設施不僅無法有效阻絕二手菸向外飄散，部分的站點更緊鄰機車停車格或堆放沙包，突顯環境整合度的失落；連帶地，全北市在大安、文山、士林及萬華等區，總計共設置有7處類似的格柵式吸菸區，累計投入的經費近新台幣百萬元，面對民意反彈與政治壓力，市府隨即下令緊急拆除該批設施，並承諾將聽取各界意見，進行「滾動式檢討」，預計於年底提出完整規劃。

二、原因探究：政策盲點、菸品經濟學與吸菸社會學之剖析
「監獄風吸菸區」的落幕，看似是一場視覺美學與景觀設計的街頭裝置藝術災難，實則乃是反映出公共政策規劃中，對於空間脈絡、行為動態與經濟誘因的深度脫節。

（一）概念爬梳與操作性定義：
（1）無菸城市指的是透過法規約束、健康宣導與空間管理，最大限度減少環境菸煙曝露，藉此保障公共健康福祉的城市治理狀態。
（2）吸菸專區：在公共空間中，經由法律指定、結構隔離（如負壓室、實體圍籬）或標示明確，專供吸菸者使用之特定區域。
（3）吸菸交易成本：吸菸者為了獲得吸菸行為所付出的非貨幣代價，包含尋找法定吸菸區的時間、步行距離、承受社會排斥感與身心壓力等交織影響。

（4）吸菸機會成本：個人將資源（資金、時間、健康）用於吸菸，而放棄的其他潛在權益，對於非吸菸者來說，則是代表因避開菸害所付出的時間與空間繞道成本。

（5）菸品供需：菸品作為一種價格彈性較低、具成癮性的「依附品」，其市場供給受制於稅捐與管制，需求則是深植於生理成癮與社交次文化。

（二）吸菸社會學與次文化理論探析
從吸菸社會學的關照視野來看，吸菸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個體生理成癮，而是一種複雜的社交儀式和從眾行為。

比如，對於邊緣化族群或特定勞動階級而言，相邀吸菸構成了次文化認同與壓力釋放，就此而言，當市府以粗暴的格柵式鋼籠將吸菸者圍封時，無異是無視了吸菸行為背後的社交互動本質，反而將其烙印上「道德瑕疵」與「空間賤民」的烙印標籤。

連帶地，此種的空間懲罰機制，導致吸菸者的「交易成本」過高（承受被圍觀與嘲諷的羞辱感），進而誘發乾脆避開專區、轉入巷弄或騎樓等非管制區的違规行為，如此一來，不僅未能達到二手菸分流的效果，反而增加了不吸菸者搜尋與繞道的另類「機會成本」。

（三）法令規章與文獻理論之交叉對照
根據台灣〈菸害防制法〉第18條與第19條之規定，戶外公共場所除了指定之吸菸區外，皆是禁止吸菸，然而，現行的法規並未對戶外吸菸區的結構形態、通氣效率及人體工學給予明確的建置標準，況且依照世界衛生組織（WHO）《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早已明確指出：「不存在二手菸曝露的安全水平」，也就是說，戶外僅靠柵欄或綠籬隔絕，無法阻擋風切作用所帶來的微粒擴散。

過往的研究亦證實此一觀點，像是戶外設置開放式或半開放式吸菸區，周邊PM2.5濃度在順風方向5公尺內仍顯著高於背景值；以及空間設計若是缺乏「尊嚴感」與「便利性」，吸菸者的遵從度，將會下降超過六成。冀此，在這裡的考察真義，點評出來台北市府行政團動忽視了此類行為科學實證，致使政策淪為空中樓閣。

三、改善對策：結構性調整與行政配套之重構
要扭轉「全民皆輸」的困境，台北市政府必須擺脫「蓋了再拆、拆了再想」的試錯邏輯，建立起包含需求評估、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的全流程決策機制，至於，各自的評估階段及其所對象的核心任務和操作指標，分述如下。

（一）需求評估階段：以基礎數據量化與人流行為調查為其核心任務；以地點人潮密度、吸菸人口比例、風向與微氣候模擬、周邊環境敏感度為其操作指標。

（二）過程評估階段：以跨部門協調和參與式設計為其核心任務；以設置成本效益、設施尊嚴性評價、民眾與商圈的參與度為其操作指標。

（三）結果評估階段：以PM2.5監測與遵從度追蹤為其核心任務；以周邊二手菸溢散率、專區使用率、違規吸菸檢舉件數增減為其操作指標。

此外，公共政策的執行亦應摒棄單一標準的迷思，依據場域特性實施精準治理，比如：第一級（核心商圈與高人流區）：採用具備高效濾網與活性碳吸附之「負壓式封閉吸菸室」，確保菸煙零溢散；第二級（次要交通樞紐與開放公園）：設置配合自然風向學、搭配阻煙氣簾與沉降式植栽的「半封閉景觀式專區」，兼顧美學與隔離；以及第三級（一般社區與社區巷弄）：以劃定法規禁菸區為主，結合「無煙導引標示」，促成自然分流。

另外，針對台北市衛生局擬推動之「AI偵測吸菸設備」，行政團隊理應避免將科技作為懲罰工具，進而轉化為資訊引導系統，例如：將AI數據與手機地圖整合，即時導引吸菸者前往最近的法定專區，以降低稽查人員的行政執行成本；同時，應妥善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專款提撥的指定用途，將部分資源挹注於吸菸專區的養護與社區戒菸衛教服務，形成「以捐養管、以管促戒」的良性循環。

四、批判性反思：建制民族誌、健康危害與有毒物質社會的終極提問
從批判社會學與建制民族誌的視角檢視，吸菸專區的設置，更是揭露行政官僚體制在追求「無菸政績」時的權力運作與結構性暴力，特別是從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據以追索背後制度性權力的運作軌跡，比如在「狗籠吸菸區」的形成過程中，市府高層頒布「無菸城市」的KPI指標，相形之下的基層官僚，則是在時間與預算雙重壓迫下，逕自選擇了成本最低、和最易複製的金屬格柵，這種行政決策完全剝離了吸菸者作為「完整的人」的需求感受，將其簡化為需要被圍堵、被排除的「污染源」。

尤有進者，當前的城市治理正面臨包括菸品、車輛廢氣、工業空汙與食油毒物等「有毒物質社會」（Toxic Society）的全面挑戰，換言之，若果是將「菸害」單獨抽離並採取空間排斥政策，容易掩蓋背後更為根本的結構性污染問題，倘若政府僅致力於建立表面潔淨的都市景觀，卻也忽視了健康風險在不同社經階層間的不對等分配，這更是一種「環境不公義」的展現，就此而言，健康的維護不應建立在對於特定族群的空間對立和社會邊緣化之上，真正的公共健康政策，必須納入廣義的「社會安全網配套」：

（一）提供心理諮商與戒菸醫療介入的個人動力處遇；
（二）優化勞動環境藉此降低制度性的身心壓力來源；
（三）將吸菸空間治理納入整體設計和毒素防衛之中。

唯有如此，方能擺脫「政策急就章、花錢買教訓」的惡性循環，以邁向真正具備共融性與永續性的無菸健康城市。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FTNN新聞網，2026.08.27：「7處『監獄風』吸菸區全拆！洪婉臻追近百萬公帑，怒批蔣萬安急就章」）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