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桃園市愛力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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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臺灣社會對於「中正路」的改名議題，引發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對此，內政部長在多次公開場合作出表態，呼籲各地方政府積極配合以推動中正路的改名，藉此符合〈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意旨精神要求，從而藉由消除威權主義的標地象徵，以推動全社會的轉型與和解，只是，該項的中央政府倡議隨即引發地方政府的強烈反彈，特別是在各地對於改名所需的行政成本及其居民權益考量，表達社會性關切的諸多顧慮，畢竟，中正路抑或其它道路的改名，涉及到問題相當複雜，舉凡從居民的戶籍、個資、生活習慣到相關法令規定，皆需詳加考量，僅以新北市為例，改名需要5分之1的建物所有權人連署，同時須經過市政會議及議會的同意，此一過程不僅繁瑣，且改名的行政成本高昂，相形之下，臺南市的湯德章大道改名，則是僅在路牌上增添新名稱，但是，戶籍資料仍未進行實際更新，這亦顯示出改名過程中的不一致性和困難性，諸此種種的迷亂情事，更是讓人質疑，中正路的改名是否真正能夠達到實行正義的共融目的，抑或僅僅某種形式變更的政治性宣示。

誠然，中正路的改名一事，不僅關乎到內政範疇的行政作業挑戰，更為深層的意義，乃是據以反映臺灣對於歷史記憶和集體認同的社會性掙扎，一方面，中正路係以蔣中正（蔣介石）命名，此一名稱在特定的臺灣時空背景下，已然是一種帶有濃厚的威權主義色彩，因此，隨其對於現代民主社會價值正義觀的重視，認為有必要針對這些象徵以進行去威權化的政治性處理，藉此促進全社會的和解與進步；另一方面，改名的過程卻也遭遇到來自於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多方面阻力，認為這樣的舉措，當只是某種並無實質性意義的政治操作，反而會引發更多的社會性衝突，特別是對於特定道路名稱的改變，是否已導入整全多層的歷史教育，從而增益對主體性的情感連結和身分認同，特別是對於已經成為住民生活一部分的中正路或權威象徵來說，改名舉措反而可能會帶來困惑與不安。冀此，在這裡的針砭反思，指涉出來道路的改名過程當中，牽動到的是深邃、複雜的風土民情和文化認同，這方面的改名動作，尤須先獲得來自於社會性對話的互為理解和相互尊重，如此一來，包括進行民意調查、建立溝通機制、提供財政支持、考量歷史與文化背景，及其強化正義教育素養，皆為實然應有的積極性作為，否則，改名「中正路」的強制舉措，反映出來的是正義進程中的結構性矛盾，一方面試圖去除威權象徵以促進民主化，另一方面卻又必須面對現實中的行政挑戰和社會分歧，如此一來，僅以形式上的改名作為政治宣示，而未能真正促進歷史反思與社會和解，那麼，此一動作當可能淪為表面文章的政治性表態。

總之，中正路的改名議題，不僅牽涉到內政操作的行政挑戰，更深刻反映臺灣在其轉型進程中歷史記憶、地理文化、社會共識、政治分歧、集體認同的諸多掙扎，這也讓從事實描述、原因探究，再到改善對策的提出，均顯示此一議題深邃的多重層面，就此而言，擺盪於『法—社會』及其『社會—法』之間歷史性、政治性、人文性的諸多拉扯，內政部的該項舉措，卻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彈，像是『只搞政治、不辦正事』、『無聊又浪費錢』、『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國家吃飽太閒嗎？』等4個直轄市首長的強烈回應，以此觀之，扣緊方案評估規劃和設計執行的角度來看，逕自推動中正路改名的該項作為，顯有貿然、躁進之處，畢竟，從倡導應檢視威權象徵到是否明定中正路需改名的該項條例旨意；從實質正義到程序正義的多重意涵；從正義的普世價值到轉型正義的有所選擇；從戶籍、權狀、個資到生活習慣的改名大事；從中正路到中山、中華、文化、復興、忠孝、民族、民權、民生、中興、經國等道路稱謂的去威權化身影；從中正路到中正樓或中正大學與中國文化大學等威權象徵的精神標地；從道路改名到道路整修；從道路名稱到人名稱呼的比照辦理，以迄於單就設籍中正路的全國人口便高達有50.9萬人及其占全臺總人口數2.5%的比例來看，推動中正路或其他道路的改名舉措，究竟是想要解決什麼人的什麼問題，可以讓所謂的轉型正義問題解決到什麼地步，及其又會衍生出來什麼樣的衝擊影響和無謂的社會成本？

顯然，要如何得以破除『去—脆弱』的國家主體性迷思和『破—權控』的威權治理主義心態，這才是迎接公民政治的當代臺灣所需要思索的全社會變遷課題。

（本文的撰寫構思取材自聯合新聞網，2025.06.01：「中正路改名，內政部態度軟化：與地方取得共識再推動」）
（本文並同步刊登在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本文的著作財產權經王順民授權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