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創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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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行政院確定規畫振興措施的「五倍券」,這次的最大挑戰,是定位在要如何有效提高數位券的使用比率,目前已經在找電子支付、銀行、內需產業業者,進行非正式的意見交換,端看是否能夠突破「加成優惠」的技術問題,顯然,相應於行政部門執意看好的此一數位券,這使得該項「五倍券」所關涉到乘數效果的諸多意涵,頗有進一步探究之處。

首先,姑且不去論斷去年三倍券的帶動效益,是否如同政府部門所宣稱三倍之多的經濟產業成效,單就使用端的諸多民怨,便有其回應『難領、難換、三倍怨』以及『好慢、好笨、好浪費』的人身諷刺,如此一來,恣意於無限上綱的數位券,顯有本末倒置之虞,畢竟,對於「五倍—券—五倍券」的考察針砭,除了供需媒合的需求評估和財政盤點外,如何確切落實服務輸送和績效管理,這才是此一方案措施執行良窳的癥結所在,就此而言,忽略了以使用者為本位的論述思考,甚或是掉落於工具理性的技術性操弄,執行效益的不彰,自然是不在話下,更有其恣意率行的公共治理危機,以及後續需要善後的諸多發展性危機和正當性危機的執政困境。冀此,同溫層的管理認知基模,重點就不在於引領出來那些政績,而是一套應有的內控與外部的監督機制,何以如此脆弱抑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於在野黨以及社會大眾的表達性需求?

誠然,信誓旦旦如國家機器,以確切規畫執行該項振興措施的『五倍券』,只不過,何以只是聚焦於如何為電子支付、銀行、內需產業,找出能夠突破加成優惠的技術問題,而非是去思索從領現到代券、從實體券到數位券以迄於從社會效果到成本效果等等不同的改變效益內涵,更遑論於該項經費專款專用背後的專責闕疑,這一筆全民買單、後代還債的糊塗帳,更豈止訴諸於疫情紓困振興的大哉問,便可了得;連帶地,以子之矛攻其之盾的乾脆直接領取現金、設定排富條款以領更多以及避免上街消費的群聚感染傳播等「領得快、領得多、免群聚」,這似乎也說明了執政當局不應以『愚民』心態,來率行政治正確的某種政策作為,甚或是標舉『順民』的從眾行為,藉以呼應會做事政府的政黨大內宣。

最後,無論是三倍券或五倍券,實非是必要性作為的法定福利,即使是藉由立法程序,以完備該項策進作為的施政正當性,但是,從當下舉債的紓困振興到日後還債的世代會計,一方面如何勇於拒絕該項有待商榷的好康福利津貼,另一方面,對於財政紀律、效益評估及其防疫應變等等專業、中介的第三方機制運作,彰顯出來:臺灣一地的公民社會是如此的羸弱、不堪,而這也讓疫情之際的施政亂象,當只會治絲益棼於更多提油滅火的不當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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