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聖泓
（中國文化大學學士後社會工作師學分班學生）

 

新冠疫情當前，許多全球性的體育賽事停擺，連國際網球比賽也不例外，導致許多基層網球員呈失業狀態，對此，網球世界球王Novak Djokovic號召兩位網壇巨頭Roger Federer與Rafael Nadal，希望合作設立救濟基金，以幫助低排名的選手度過難關，然而，身處世界排名前十的Dominic Thiem則是提出反對的看法，這引來許多的討論。

在疫情下另類失業的低排名選手，頓失比賽獎金收入以外，又因為排名低多數沒有贊助商，生計陷入困境下，多人萌生退出網壇的想法，有鑑於此，由網壇三巨頭提議的紓困基金，希望向世界排名前100的選手募款，幫助排名在250名到700名之間的球員度過難關，支持網球產業的永續發展，然而，Thiem不認同該項的募款行動，他覺得有很多低排名的球員並不是很認真在打球，也不見得因為低排名就有生活上的困難，頂尖球員也非不勞而獲，他寧願把錢捐給真正需要的人或組織。對此，世界排名239的Dustin Brown表示，在比賽的征途上，他有時需要住在帳篷，若第一輪比賽就打包，比賽獎金有限，還得靠球拍穿線的工作貼補所需，沒比賽的當前，確實可能終結他的網球生涯。頂尖網球選手的收入，可由《富比士》公布2020年全球運動員收入排行榜略窺一二，瑞士球王Roger Federer以年收入32.1億台幣，一舉奪下全球運動員收入之冠。

若將本次網壇茶壺裡的風暴，投射到整個人類群體的貧富差距現況，這將是十分令人玩味和值得深入反思，對此，樂施會2020全球貧富不均的報告指出，全球2153名億萬富豪的總資產，多過最窮46億人口的總資產；世界銀行也指出，全球有46%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到台幣170元，然而，憑藉著自身努力、賺取血汗錢、改善自身生活品質且獲得高收入的人士，是否就有義務把賺取的收入，捐給低收入戶的族群？若低收入的個別人士，本身酗酒懶惰且不求上進，是否還值得獲取他人的捐助？

讓我們重新回到網球場上，網球比賽的競爭看似十分公平，在賽場上一決雌雄，優勝者有優渥的獎金，並獲得廠商的欽賴與贊助，然而，若球員一開始的起步就沒有足夠的金錢奧援，相關的開銷都已大部分貢獻給國際網賽征途上的機票和住宿費用，而沒有額外的費用可以聘請優秀的教練、物理治療師、體能訓練師，是否就會影響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而讓低排名的選手難以有所突破進步和衝擊更高等級的賽事，進而改善目前捉襟見肘的處境？這樣影響階級流動的隱形力量，在人類社群裡，無論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都始終存在著。階層的存在，讓每個人的出生都立基於不平等的起跑點上，無論是資源的豐富程度或是可近性，因此，即使是有公平的競爭管道或是升遷機會，不平等的開局，已然是讓比賽的結果失去了公平與正義，更遑論於打破階級的結構性隔閡。資本主義下，勞動者的薪資被有意無意地低估，資本家累積了勞動者生產價值扣去薪資多出的利潤，故擁有了壓倒性的資產。試問，資本家的收入，有多少來自他自己的努力，抑或是他對於社會的貢獻，所獲得到的相對應報酬？

募款善捐並非一個強制性的道德勒索，卻是一個在生活有餘裕的情況下，讓我們可以基於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嚮往，扶助弱勢脫離貧窮循環的管道，此外，對於扶助的對象別，也需要審慎篩選與輔導，才能將資源用在真正需要的人們身上，藉以避免福利濫用或是福利依賴狀況的一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