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女性化（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1978年美國學者Diana Pearce在觀察美國社會的演變歷程後，提出「貧窮女性化」這個觀點，她觀察到美國在1976年時，16歲以上的貧窮人口組成當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百分之七十的老年低收入戶的戶長為女性，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幾乎有一半的低收入戶人口，係由來自於以女性為戶長的家庭成員所組成，因此，她斷言美國的貧窮問題已逐漸成為一項女性的問題。
隨後的二十年，美國單親家庭的比例，在人口變遷的過程中果然市呈現直線的成長趨勢，尤其是女性單親家庭的大幅成長，更引人注目的是，到了1990年之際，美國的單親家庭已經是約佔總家戶數的四分之一，其中有九成為女性單親家庭，而這些女性單親家庭就有三分之一的家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生活於其中的成人與小孩構成美國總貧窮人口的一半以上，這也使得Pearce當年所謂的「貧窮女性化」幾乎與貧窮的女性單親家庭劃上了等號。
在貧窮女性化的概念中，不僅女性的貧窮人口高於男性，以女性為戶長的家庭，普遍是比以男性戶長家庭來得貧窮，再加上因為社會因素致貧，因此，在脫貧的難度部分，女性也是高於男性，值得注意的是，貧窮女性化並非單一地區或國家獨有的現象，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女性較男性貧窮的情況，而且根據聯合國的統計顯示，全球約十三億人口處於貧窮，這其中女性占了近七成。
貧窮女性化並非是肇因於單純的個人因素，而是來自於結構性成因，台灣一地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雖然是逐年提昇，但是，受制於傳統「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影響，長期以來，都是將照顧家庭及老幼的責任強行加諸在女性的身上，女性也常因生育被迫提前退出職場，導致工作資歷累積中斷，即使是生育後再返回職場，但是，隨其資歷調整的薪資也已經受到年資較少的影響。
貧窮女性化的成因甚多，在工作貧窮及低薪工作族群之中，性別貧窮則更為明顯，就算是擁有工作，女性勞動者仍然無法使自己與其家庭脫離貧窮，此一現象便已突顯在「同工不同酬」的社會結構下，也就是說，女性的工作及所得，不足以免除貧窮高風險，尤其是女性還身兼經濟戶長時。長年以來，受制於社會與結構因素，即使工作能力不弱於男性，在職場上的發展空間，女性仍然是遠不如男性，再加上家庭照顧責任加諸其身，以及缺乏其它來源的經濟支援，女性一旦陷入工作貧窮的漩渦，脫離難度就遠高於男性。
女性不僅較男性更容易淪為工作貧窮族群，在職場上遭遇歧視的結果，便是女性的工作所得較男性偏低或是同工不同酬，更是女性職場發展的主要障礙，對此，世界銀行（World Bank）對第三世界國家所進行的職場性別研究發現到，大多數女性勞動者都不在正式就業體系之中，以致於有勞動之實卻是缺乏基本權益的勞動保障，雖然，我國已進入開發國家之列，也擁有＜勞動基準法＞以為勞動者提供基本保障，但是，仍有許多女性因為同時也要扮演家庭的主照者角色，以致於婚後或生育後，會面臨到就業困難而轉為非典勞動的工作人口，因此，一旦是因為失婚或家庭經濟來源中斷，往往較男性更容易陷入貧窮的黑暗之中，倘若還必須負擔對下一代的照顧責任，那麼，女性往往只能持續從非典工作中掙取微薄的收入，深陷工作貧窮狀態的勞動女性，根本無力獨自靠著低所得的工作翻身，只能在貧困之中隨意飄流。
延伸性思考：非典勞動、勞動基準法、照顧政治
參考資料：
1、鄭麗珍，2001〈貧窮女性化與社會救助政策〉《社會教育年刊》，台灣大學社會系。
2、王德睦、何華欽，2006〈台灣貧窮女性化的再檢視〉《人口學刊．第33期》
3、洪敬舒〈貧窮的弱勢性別〉貧窮經濟研究室網站
（本則晴天小百科係由張郁淑整理）